上海在立法鼓励创新、宽容失败方面，走在了全国前列。一份“关于促进改革创新的决定（草案）”正在上海人大常委会会议上进行讨论，并将提交表决通过。据了解，为了促进改革创新，这个“决定”（草案）鼓励政府部门和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等，对法无明文规定的范畴积极尝试，鼓励各级政府及其部门主动作为，积极履行法律、法规赋予的职责，努力提高行政效能，推进改革创新。对于法律、法规、规章及国家政策未规定的事项，鼓励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积极开展改革创新。

    可以预料，这个地方性法规正式诞生、颁布后，必将为改革创新保驾护航，有效促进转型发展。而我以为，这个法规的立法原则，更应该成为我们的一个共识，一种理念，其中“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精神尤其需要倡导、弘扬。这就不局限于上海了。

    比如，这几天沸沸扬扬、莫衷一是的武汉城管“摆摊卧底”风波，再次引发对城管工作的质疑和诟病，特别是对武汉城管这些年的一系列“别出心裁”之举，非议多多。事实上，多年来城市管理过程中发生的诸多矛盾、纠纷、肢体冲突乃至群体性事件，让“城管”的名声大为受损，也使城管处于“管也不好不管也不好”的窘境，陷入无所适从的执法焦虑状态。在这种背景之下，武汉城管先后尝试“眼神执法”、“铁桶阵执法”、“举牌卖萌执法”、“下跪执法”、“小品执法”、“美女执法”、“献花式执法”、“静默队列式执法”，乃至近日被发现的“摆摊体验式执法”，等等，被归纳为“城管36计”。这些举措确实非同寻常，出人意料，但能否认这是文明执法的多种形式吗？可以说，文明执法相对长期以来传统的管理方式，也是一种创新，是对城管理念的创新、执法手段的创新、人性化管理的创新。

    有人将这些在实践过程中推出的新招，一律斥为“作秀”、“炒作”，并竭尽讥讽揶揄、责难诅咒之能事，这似乎就过于武断过于绝对了吧！这些举措看似有些“另类”，但都应该属于“法无明文规定的范畴”，有什么不可以尝试的？即便不成功，即便完全失败了，又会有多大的“负效应”呢？何况从实际效果看，也并非太糟糕，有的还挺有效。既然动机正确，出发点和实际效果不错，为什么不能允许他们创新，为什么不能对此稍微抱持一点宽容的心态呢？

    同样以城管为例，上海的城管部门其实也有不少创新之举，比如有的地区城管推出“西瓜地图”，使瓜农“按图设摊”，市民“按图索瓜”，原先的卖瓜买瓜乱象得以整饬，路边摊位得以规范，交通和市容环境的秩序有了保障。有的地区派出城管人员“沉”到社区，通过进小区、进单位、进学校、进商家、进工地，让城管力量逐步覆盖各社区，实现“有事找城管”。这些方式试图改变城市管理、执法的旧模式，寓管理于服务，以活动促管理。各种新招也引发不同意见，但毕竟是“法无明文规定的范畴”，哪怕不能立竿见影，一蹴而就，鼓励创新、宽容失败，应该是公众的基本态度。

    对待城管如此，对待其他有志于创新，且“勤勉尽责、未牟取私利的”，是否都能“不作负面评价”，并“依法免除有关人员的责任”？这才是与时俱进的包容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