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西海大半生都在努力翻越“户口”这道高墙：从没有当地户口到拥有农村户口，再到转为城市户口。终于，在他58岁的时候，贾西海作为银川本地农民无条件转为城镇户口。半个世纪的纠结就这样化解。但贾西海的命运已被这一纸户口拖拽得太久，“最需要的时候没户口，有户口的时候却不需要了”。（据19号《中国青年报》）

    没有户口，上学的机会耽误了；没有城市户口，工作的机会又被耽误了；有了户口，贾西海却不再“需要”了。半个世纪以来，户口与机会的错位，让贾西海始终找不到命运的突破口。以至于，当年过半百的他拿到城市户口、住上保障房时，也仅仅剩下了无奈的嗟叹。

    贾西海的无奈，包裹着太多感伤的历史记忆。1958年，国家为防止“盲流”大量涌入城市，以“维持社会秩序”之名，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从此，国民尤其是农村人口的迁徙自由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而附着在户口上面的教育、医疗、就业等社会福利也一并被“分而治之”，城乡二元制拉开序幕。

    僵硬的户籍管理制度下，农村人口在教育、医疗、就业、居住等社会福利上遭遇巨大不公。按照罗尔斯的理论来看，社会福利最大化标准应该是使状况最糟的社会成员的效用最大化。很显然，相较于城市人口，农村人口的生存状况要糟糕得多。但粗粝的现实是，城乡二元体制下，农村人口的福利一再遭到设限与歧视，农村孩子一出生就带有“原罪”色彩。而吊诡的是，这种“原罪”，并不是父辈的不努力造成的，而是制度之树上的“恶之花”。

    更为悲剧的是，在自由、开放、包容的现代社会语境下，贾西海式的悲剧还在下一代身上延续。城乡教育资源厚此薄彼，农村孩子的中高考权利受到重重限制，校车安全依然得不到保障。即便有地方放宽进城条件，要么是门槛太高，要么是路径单一，对普通农民子弟而言，依然是遥不可及的梦。加上被高房价、高物价捆绑，很多农村子弟只剩下了“屌丝自嘲”。

    这种城乡二元制的不合理之处还在于，城市是人类建构并满足各种交流的公共空间，而抑制农民进城，对民工进行各种制度性与人性上的歧视与嫌弃，已经阻挡了这种公共交流。这就与人的社会性就构成了一个悖论：人的社会性最基础、最本质的需求是信息与感情的自由交流。阻挡农民进程，显然有违人的社会性，是在与常识作战。

    总之，在由身份社会向契约社会转变的现代化进程中，人的发展机会一定不能再与户籍身份捆绑。一个正常的社会，应该是一个“多孔性”社会，人人享有平等发展的机会，人人都有实现梦想的路径。造成贾西海式悲剧的制度，一定要尽快修复，要让每个人尽享改革的红利，让每个人都有梦想出彩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