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简介：潘家华，中国社科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委员、国家外交政策咨询委员会委员、北京市政府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生态经济学会副会长、中国生态文明研究与促进会常务理事、国家973项目首席科学家。

　　潘家华很有名气，他被媒体誉为有梦想、有担当的“实力派”，被业界称为环境经济学、全球变化与世界经济、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等问题的学术权威。2014年夏天，他曾作为中国城镇化问题专家赴联合国总部讲述中国城镇化故事。今年年初，《城市化》杂志记者有幸在位于北京东三环的中国社科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办公所在地采访到他。

　　由于有着多年在欧洲学习工作和生活的经历，潘家华总是用国际视野直视我国快速城市化进程中的城市问题。他不无忧虑地指出我国城市内涵缺失、亟待提升。正如他所言：“我们的城市不应该是一个个建筑物的堆砌体、一个个街道的组合体，而应该是一个有灵魂、有生命的健康的有机体，应该有其个性特征和自身的活力。”

　　《城市化》：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的城市化进程快速推进。和国外相比，我国的城市化有哪些特色？

　　潘家华：从总体上看，我国的城镇化有比较积极的特色。首先，我们城市建设的速度比较快，这是国外城市扩张无法企及的。我所在的办公所在地东三环边几年前曾是农地，转眼间变成了城市用地，北京城市建设也扩展到了六环；深圳从几万人的小镇变成了如今一千多万人的超级大城市；浦东新区、郑东新区等例子也不胜枚举。

　　第二，我们现在城市化的成本很低。在国外，城市建设投资量大，成本会特别高，而我国城市建设的成本相对比较低。这得益于我国的土地公有制度以及政府有集中资源办大事的行政权力。

　　第三，尽管我国有很多城乡结合部，但是并没有形成比较大的、成片的贫民窟，这算是我们推进城市化值得引以为傲的一点。

　　第四，我们的城市管理相对比较安全，在国外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包括南欧国家的城市的安全保障非常低。

　　第五，城市居民生活水平提高和改善的速度特别快。早些年，我们去国外看到人家开着小汽车、用着电冰箱，感觉他们的生活很了不起，然而短短几十年时间过去了，小汽车、冰箱、电视等进入了我们寻常百姓家。这些是国外没法比的。

　　《城市化》：经过这些年的快速发展之后，如果要进行反思，您如何看待我国城市发展的问题？

　　潘家华：在我们经济进入新常态、城市发展进入转型的阶段，我们的确有很多值得反思的地方。首先，我们现在把城乡二元结构的矛盾转移为城市内部的二元结构，即户籍人口和非户籍人口，使得城市的公共服务不能够惠及所有为城市发展和建设做出贡献的人，让城市出现了“二等公民”， 市民化是一个很大的问题，造成了一种不完全的城市化。

　　第二，我们的城市“千城一面”的现象太严重，很多城市没有品位和文化特质，产业发展低水平重复。

　　第三，“城市病”日益凸显，交通拥堵、空气污浊、水和食品的不安全、资源枯竭、生态系统退化甚至恶化，这些问题将威胁到人们的健康甚至生存。

　　城市在快速发展时出现的问题太值得我们反思了。今年年初李克强总理在广东考察时说：“光有高楼大厦、城市连片还不够，要更加注重里面容纳了什么，要看城市的发展内涵。”总理特别强调要注重城市的发展内涵，就像我们常说的大学并不在于有多少建筑大楼而是要有大师一样，我们的城市不应该是一个个建筑物的堆砌体、一个个街道的组合体，而应该是一个有灵魂、有生命的健康的有机体，应该有其个性特征和自身的活力。

　　《城市化》：在您看来什么样的城市是有内涵的城市呢？

　　潘家华：我觉得城市的内涵应包含以下特点：首先，一个城市必须有自身的文化底蕴和历史传承，在历史和人类社会发展的进程中有自己的地位和特色，这样才有生命的延续。我们说要看得见乡愁、记得住乡愁，乡愁就是一种文化的底蕴和历史的传承。如果一座城市没有历史和文化，这个城市就没有自己的特质，只能跟别人一样。

　　第二个内涵特点应该是我们中国人讲的风水、龙脉、水脉，城市必须与自然和谐，寻求山川走向和水势，并能够顺势。现在全国城市建设得几乎一模一样，南方的城市建设跟北方城市一样，西部荒漠地区的城市跟沿海水网地区的城市一样，完全没有地方特色，一些缺水的城市搞人工湖、干旱地区建草坪，与当地的风水气侯完全割裂了。陕西黄土高坡原有的窑洞没有了，东北、西北地区的炕没有了，云南的吊脚楼拆了，原有的地形、地貌、温度、水文基本没有了，体现不出山水的地方色彩和气候标志。

　　第三个内涵是属于城市的产品标签和产业品牌。一个地方让世界所认识无外乎这个地方出过什么人，有什么文化和历史，有哪些产业和产品。一个地方必须要有属于自己的品牌，比如湖北枝江大曲、贵州遵义的茅台、东北“三宝”（人参、貂皮、乌拉草）等，属于地方的产品特色和土特产；十堰是汽车基地，攀枝花是钢铁基地等，这些是产品标签。可见，一个城市有内涵并不在于这个城市有什么楼，而是要有自己的品牌，有属于自己的城市名片和城市的标签。

　　第四个内涵是城市必须宜居，环境是优美的，气侯条件宜人或者有特点（并不属于特别恶劣），生活的水源是有保障的，交通出行是便捷的。如果一个城市的水质恶劣得没法喝，空气污染让人没法呼吸，不适合人居住和生活，那肯定不是有内涵的城市，而且迟早是要毁灭的。

　　第五个内涵属于城市的社会服务保障。一个能真正称其为城市的地方必须是有教育、医疗、文化、商业、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而且硬件和软件基础设施都必须是健全到位和有品质的。

　　如果拿这些特征标准比照一下我们现在的城市，就不难发现城市内涵太欠缺了，我们迫切需要充实和提升城市内涵。

　　《城市化》：城市在提升内涵方面还应注意哪些问题？

　　潘家华：第一，城市规划必须科学、到位，有法律地位。与国外的规划科学且有法律地位相比，我们基本上是“一届政府一届规划”。去年年初习近平同志在考察北京市规划展览馆时曾说，城市规划在城市发展中起着重要引领作用，考察一个城市首先看规划，规划科学是最大的效益，规划失误是最大的浪费，规划折腾是最大的忌讳。

　　规划确实是第一位的，如果规划不科学甚至不讲科学，就是一种个人意志、领导意志，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不守法、不讲法律的表现。规划是最重要的，一旦规划以后，就不要轻易改变。看看国外的规划，很多都是一百年甚至五百年不变。现在的伦敦、巴黎和一百年以前相比，并没有太大的区别，基本上还是延续当年的规划。

　　当然规划不光是城市本身，还有更大区域的资源配置。现在规划的一个现象是将资源高度垄断，全国最优质的教育资源、医疗资源、文化资源、体育资源等都集中在首都北京，各个省最优质的资源则集中在省会城市，这也就使得我们的城市没有特点可言。以教育为例，北京现在有70多所高校，一所高校的师生动辄三五万人、七八万人，加上服务、配套的从业人员就是十几万人甚至二十万人。如果把一所高校搬到另一个地方，那就是一座城市。但是现在的问题是，高校都集中在一个地方。为此，规划时配置资源一定要相对分散。

　　第二，建设必须跟上规划，在整体上与规划同步、协调，按照规划建设，不要只讲规划不讲建设或者有选择性地建设。我们现在很多建设是具有选择性的建设，哪个来钱就建，哪个不来钱就不建；面子上看得见的就建，看不见的就不建。如此一来，我们的地下工程质量差也就不足为奇了。

　　第三，管理方面的问题需要引起重视。我们现在的管理是自上而下的，从市长发话到区长、区长到街道、街道再到居委会，老百姓几乎没有参与权和话语权，企业更是一种被动的状态，权益自然就得不到保障了。

　　最后我衷心地希望我们的城市不要出现同质化、低水平的重复建设，不再是“千城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