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英洪 ：北京市农村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法学博士、中国国际城市化发展战略研究委员会专家委员。

　　几年前我在研究城镇化问题时，就明确提出了法治城镇化的概念，认为新型城镇化应当是法治城镇化。当前，在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中，法治城镇化是很重要的议题。简单地说，法治城镇化是约束政府公权力的城镇化，是保护公民基本权利的城镇化，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城镇化。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这是将城镇化纳入法治轨道最好的发展契机。推进法治城镇化，我认为要从以下五个基本环节上着力：

　　一是从立法环节上着力。古人云：立善法于天下，则天下治；立善法于一国，则一国治。凡是伤害农民权利的法律法规都应该修改或废止。一方面，在长期的城乡二元体制下，有很多的法律包括《土地管理法》，还有一系列的政策法规，是不利于保护农民土地财产权利的。对这些法律，立法者应该根据建设法治中国的战略要求予以坚决废除。凡是不正义的法律都应当废除。另一方面，随着社会的发展，还存在有关立法滞后或法律缺失的问题，有的社会实践没有相关法律支撑。比如我们已经出台了《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但“集体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就一直没有出台。这样的例子很多。此外，虽然我们有了很多法律，但是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后，一些与法治理念不一致的法律，需要加快修改补充。如果这些法治问题不解决的话，我们无法应对城乡不断爆发出来的强征强拆的个案。我国城镇化中爆发的强征强拆个案问题很多，这与我们的基本制度结构是有关系的。在新一轮改革中，我们最需要的是构建法治环境，凡不正义的法律必须废止，我们需要良法治国。什么叫法治？亚里士多德说了，制定的法律大家都服从，同时大家服从的法律又是正义的法律，是良法。

　　二是从执法环节上着力。一方面，现在一般强调要严格执法，我们仔细推敲一下发现，良法是应该要严格执法，但不好的法律要修改，而不是严格执法。例如对农民权利不利的旧法律，越严格执行就越对农民不利。特别是旧的不正义的法律，如果严格执法，社会就不能发展了。另一方面，还存在这么一个突出问题，有的地方政府对农民严格执法，对老百姓严格执法，而对政府自己，却不是严格执法。我们发现，一些地方，凡对政府部门有利的事而对农民不利的事，就严格的执法，比如征地拆迁就严格的执法；凡对政府“不利”的事而对老百姓有利的法律，就不执行。法律对老百姓的约束与对政府的约束严重失衡，这是很严重的问题。《韩非子》说：“圣人治吏不治民”。政府坚持依法行政、坚持以法治约束政府是关键。

　　三是从司法环节上着力。司法关键是公正。但是在这个环节上，涉及到征地拆迁问题的，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是法院不立案，民告官很难，造成了大量的信访案件，引发了一系列的自焚事件、群体性的事件。有时拆迁者和被拆迁者都会成为牺牲品，比如最近媒体报道，福建省一位农民在被征地拆迁中浇汽油自焚，他抱着村委会主任一起烧伤。有的则在拆迁中发生爆炸案例，参与强拆的村干部等人也有被炸死的。在这种暴力城镇化中，我们的社会都要为此付出血泪的代价。如果法院不立案，立案后不公正司法，这就缺了一个维护正义的环节，这个社会就很难有序地治理。行政诉讼法刚修改，2015年5月1日形式实行。我们希望新修改行政诉讼法后，能够保障农民有效地通过法律的手段来维护权利。如果社会问题不能通过法律的手段来解决，这个社会就会充满着暴力和悲剧。我们要懂得，法律是解决纠纷最有效的和平手段。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那样：“要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所有司法机关都要以此目标来改进工作。

　　四是从守法环节上着力。守法，一个是公民守法，一个是政府守法。公民的法律素质不高，不利于守法。但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发现政府不守法的现象更严重，更不利于推进法治建设。现在拆迁中很多老百姓都主动地去学习法律、了解法律、了解政策，而有的地方政府则不公布相关政策法律，不让老百姓知道相关政策。一些地方政府不守法的现象相当普遍。比如宅基地问题，有的地方政府长期不批宅基地，老百姓怎么办？但如果你没有经过地方政府的同意就建房子，地方政府就马上把你房子拆掉了，他们这种执法很快很高效。有的地方政府自己不守法，却还说你老百姓违法。如果政府不守法，就不可能有普遍的公民守法。政府带头守法能够为社会守法树立标杆，从而引导整个社会守法。新型城镇化迫切需要建设一个守法的政府。

　　五是从维权的环节上着力。立法、执法、司法、守法、维权，这些环节对推进法治城镇化缺一不可。农民权利受到侵害之后需要法律救济。但长期以来有的地方政府片面搞“稳定压倒一切”，从而把正当合法的维权者压制下去。这样就催生了一个怪现象，因权利受到伤害的农民不能通过法院正常维权，就只能通过信访申冤维权。但有的地方又将信访搞成指标管理责任制，层层加压，这就使产生了另一个怪现象，就是有关部门不是积极地解决人们群众反映的问题，而是全力去解决反映问题的人。谁上访，就去解决谁。这是过去维稳导向中存在的很大的社会问题。我们有关部门不去解决公民反映的问题，却去解决反应问题的人。这种传统的维稳之术背离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实在太远。在强征强拆中发生的一些自焚事件，都是因为农民无路可走、无法通过正常的渠道维护自己的权益，只有通过极端的暴力方式，自我牺牲，报复社会。对此，我们要痛定思痛，要通过维权来实现维稳。

　　我国正处在高速城镇化进程中，要使城镇化能够真正造福于民，就必须将新型城镇化与依法治国有机结合起来，将城镇化纳入法治的轨道，走法治城镇化之路，切实把保障和实现农民权利作为推进新型城镇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城镇化，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维护和发展农民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