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网讯 近日，城市化委员会专家委员、北京市农村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知名三农学者张英洪受邀在“中国经济时报圆桌论坛”发表演讲。他在演讲中解析了为什么要在城镇化进程中强调法治化。

    张英洪认为在城镇化进程中强调法治化至少有三个基本原因：一是法治城镇化是约束政府公权力的城镇化，因为我们以前的城镇化，一些地方政府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想征地就征地，想拆迁就拆迁，这就不是法治的城镇化。二是法治城镇化是保护公民基本权利的城镇化。几十年来，我们的城市化一个最大的弊端和问题，就是侵犯了农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主要是侵犯农民的土地财产权利、住房权利。因为拆迁，许多农民的基本权利得不到保障。三是法治城镇化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城镇化。我们现在的城镇化存在很多社会问题，造成很多社会不稳定，就是因为城镇化过程中存在不公平正义的现象，违背了公平正义的原则，损害了人们的基本权利和自由。因为社会不公平正义，上访的很多，每年的上访、信访量很大，政府对之则加大了维稳成本。社会不稳定就是因为城市化过程中造成了一些社会不公平、不正义。我们讲法治城镇化，就是要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城镇化。

     在谈到如何在城镇化进程中建立法治框架问题时，张英洪表示，推进法治城镇化要考虑五个重要环节：一是从立法环节上来说。凡是伤害农民权利的法律应该修改或废止。一方面，在长期的城乡二元结构的体系下，有很多的法律，包括《土地管理法》，还有一系列的政策法规，很多是不利于保护农民土地财产权利的，不利于维护公民的基本权利的。对这些法律，立法者应该坚决废除。另一方面，随着社会的发展，存在立法的滞后，法律有缺陷或缺失，有的社会实践没有相关法律。比如我们已经出台了《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但“集体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就一直出台不了。这样的例子很多。此外，虽然我们有了很多法律，但是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后，一些与法治理念不一致的法律，需要加快修改补充。如果这些法治问题不解决，我们就无法应对城乡不断爆发出来的千千万万个案。

　　二是从执法环节来说。一方面，现在一般强调要严格执法，良法是应该要严格执法，但不好的法律要修改，而不是严格执法。另一方面，存在这么一个突出问题，有的地方政府对农民严格执法，对百姓严格执法，而对政府自己，却不是严格执法。

　　三是从司法环节来说。司法关键是公正，但是这个环节上，涉及到征地拆迁问题的，普遍的现象是法院不立案，民告官很难，造成了大量的信访案件，造成了一系列的自焚事件、群体性的事件。有时拆迁者和被拆迁者都会成为牺牲品。

　　四是从守法环节来说。守法，一个是公民守法，一个是政府守法。公民的法律素质不高，不利于守法。但现实生活中政府不守法的现象也相当普遍。

　　五是从维权的角度来说。立法、执法、司法、守法、维权，这些环节缺一不可。农民权利受到侵害之后需要法律救济。但长期以来片面强调稳定压倒一切，有的地方信访部门搞指标管理责任制，层层加压，这就产生了一个怪现象，就是有关部门不是积极地解决人民群众反映的问题，而是全力去解决反映问题的人。这种治国理政的管理理念需要反思。

    张英洪表示，提高政府的城市管理水平，就需要推动政府进行转型。它包括三个重点：一是从人治型政府向法治型转型。搞人治的话，只有统治者对老百姓的驯服，不可能有老百姓对统治者的驯服。

　　二是从管制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长期以来，政府都是管老百姓的，现在需要的是服务型政府。我们早就提出了服务型政府的理念，我们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个宗旨如果不转化为以宪法为统率的制度安排，建设服务型政府，就不可能将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落到实处。建设服务型政府的过程就是法治建设的过程。

　　三是从无责型政府向问责型政府转变。政府做了很多事，有很大的权力，但是没有责任，这就做了坏事，却可以不承担任何责任。我们只有通过努力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实现对权力的驯服，才有可能解决所有的强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