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迁、城中村、城管、摊贩、社会公平……这些热门词汇，如果与已无关，不论是各级政府官员，还是普通百姓都唯恐避之不及，但这些正是马立安——一位爱替国人担忧的美国人所关注的。从2005年至今，她一直以行为艺术为捍卫深圳目前最大的城中村而上下奔波。深圳文化圈里的人都爱称呼她为“老马”——马立安，1964年生于纽约郊区，1985年，读大三的马立安前往国立台湾大学系统地学习中文，1995年，来到深圳开展人类学研究，三年后嫁给了胖鸟剧团创始人杨阡。白石洲是深圳市区内规模最大的城中村。这里出租屋众多，住房相对便宜，地段特殊，交通四通八达，与华侨城、波托菲诺等深圳最昂贵高档的社区比邻。这里居住着超过1.4万名从全国各地来深圳的打工者，我们的采访正是在白石洲“老马”不到10个平米的工作室中进行。

　　《城市化》：你在白石洲近十年了，在这么长的时间里，你对中国的城市化和城中村一定有着比较深刻的理解，请你从个人的角度谈一谈，在你眼里，深圳的城中村是个什么样子？

　　马立安：我觉得城中村的形成是有历史原因的，不论在美国还是中国这是一个共识。可以这么说，城中村是最有本土代表性的，如果你去很大的商场，会发现那代表不了深圳的历史。比如说在白石洲这里，有毛泽东时代的农舍，有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早期的建筑，有90年代的二层小楼，还有2000年以后的新建筑，因此，城中村是唯一一个没有间断生活的一个地方。城中村是深圳当下的、唯一的、能容纳所有人的地方。在白石洲，不管你有没有钱，你只要下了地铁或者乘巴士进来，你总会找到适合你的一个消费环境。如果我们说什么是城市，除了它的历史之外，一个城市是要能容纳所有的人。而新建的大商场或购物中心是做不到这一点的。

　　《城市化》：也就是说，城中村是承载城市的发展史？

　　马立安：是的!我认为，在深圳，只有城中村才有城市的感受，因为它本身就代表着历史的痕迹，因此说深圳的发展是离不开城中村的。如果让我回过头来看一下上世纪80年代或者邓小平南巡后中国的发展，我们不谈商场，我们谈的是城中村、农民工、移民、这个早期的工业转变的一个过程。

　　所以现在很多“旧改”的结果其实是把深圳和中国当代的历史给消灭了。如果我们说一个城市是一个历史的载体，深圳的很多旧改的方案，不知道是不是下意识的，还是他们真的想这样做，把80年代和90年代早期的历史，把农民和农民工所做的贡献给消灭了。改造后的这些商场，其实是一个高中产阶级才能享受的空间。如果你要说什么是深圳的历史，那就来白石洲，可以看到这个历史，它是活的。白石洲代表了深圳的两代人，除了我们这一代，还有下一代孩子，它代表了刚到深圳打工的知识分子。

　　《城市化》：你保护白石洲的初衷是什么？

　　马立安：我觉得改善白石洲能照顾到更多市民的利益。在深圳的城中村中，其实白石洲的城市管理还是不错的，住白石洲的60%是白领，原因是白石洲靠华侨城和科技园。而大学刚毕业的、低收入的人来到这边，整个周边地区除了白石洲没有地方能住，所以白石洲是有两代未来的人，一是小朋友，二是新移民。对白石洲的改造规划，如果单纯作商业考虑，我对开发商和村里是能理解的。但如果是作为一个城市化过程中的政府而言，我觉得还要考虑居民的心理，他们想要什么样的城市，除了经济之外，需要一个什么样的空间？因为有城中村，所以谁都可以来闯深圳，原来整个深圳都是这样一个空间，它是接纳所有中国人梦想的地方。但你把白石洲这类地方都拆掉之后，就意味着城市化带来的经济和社会机会只给开发商和中高级消费者了，这显然是不公平的。

　　《城市化》：你觉得白石洲是不是可以做到接纳所有人的一个空间？你说的接纳功能是指哪些功能？

　　马立安：接纳所有的人，特别是要让低收入者能有方便的地方来住。因为政府的廉租房都是在郊区县而不是市内，很不方便，比如龙岗。在白石洲是没有廉租房的，因为白石洲在深圳是最中心的位置。实现可持续性发展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社会公平。社会的稳定与否就是社会“博弈”是否平等，无法要求经济平等，但至少要机会平等。如果机会不平等，其实就是强化社会矛盾。深圳的成功一个很大的因素就是社会稳定，至少25年以来，它的机会是比较平等的，平等就是最大的接纳功能。

　　当然，白石洲在自发发展的过程中有些是需要调整的，如卫生、公共设施、教育等等这些都需要改善。如果只有新城和城中村这两个模式让我来选择，那我觉得城中村更好一点。因为住在城中村的一个高中生或者青年如果想在华侨城或者科技园工作，他周末还可以去市里看博物馆或者美术馆，还可以有机会去市里学一些东西。如果把他排斥到关外，他就没有机会去提高自己的素质或者失去了快速提高素质的机会。

　　《城市化》：其实城中村等于是一个城市的根，请你谈谈城中村居民这一群体有什么特点？

　　马立安：自卑。非常不信任这个大环境，而且极度渴望改变自己的人生。我在深圳和我在香港之间很有感触的一点，是这种（深圳）人与人之间的不信任。因为……就像那个小朋友想偷我的东西，她的欲望大于她的礼貌。不知道她是不是认为我是她的朋友所以我会给她，而可能如果我是一个中国人我可能就会说，算啦就拿吧。但是我不是那样的人（我认为她是偷了！）。我认为她不是坏，她在楼下也很无聊，她没有一个足够安全的公园可以去玩。我小的时候在外面跑，我爸爸妈妈不怎么担心。现在在白石洲的家长都害怕孩子学坏。当然，那些住在高楼小区的也是一样，老人很少主动让孩子跟别的孩子去玩。我是觉得她偷东西比我们聊天更严重，所以我要跟她讲明白。

　　《城市化》：城中村的发展，从自发发展到自我改良和政府引导，大概需要多长时间？

　　马立安：很难说。为什么我说信任很重要，要把最低的素质慢慢往上拉，因为只能找到一个平衡点，不可能让所有的人都是一样的，选择一个平等点在哪里，这是我们社会要商量的一个问题，这是一个价值观的问题。美国的城市比中国的城市更危险，因为我们有枪。但是美国有一个相对比较自由的媒体，中国最麻烦的问题是这个不是别的。中国不缺有社会责任感的民间机构，不缺有良心想做事情的人，但是缺一个公共的空间来谈这些问题。有人认为微信是个很好的空间，我觉得微信不是一个公共的话题，它只不过是几个已经认识的、价值观一样的人去互相鼓励，但是白石洲的问题为什么不能有一个更大的社会参与与反馈。我觉得乌坎的教训是很惨痛的，真的到杀人的程度政府才会注意吗？这是有问题的。如果我们的机构能有更多的公共空间，我相信在公共话语这方面有很多比我聪明的人，我相信他们有好的想法。但是除了我做这样一些活动，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去和他们联系，怎么把他们的想法提供给政府，因为政府没有这个通道。

　　《城市化》：你保护白石洲思路的优点在哪方面？你认为今天的白石洲怎么样？

　　马立安：首先，我这个是远见，他们是短视。第二，如果从经济发展的目标来看的话，也是不应该让几个人一下子就拿到那么多钱，一夜暴富。第三，白石洲是深圳城市发展史的缩影，没有城中村就没有深圳，深圳不应该忘记历史。如果真的担心深圳人的身份认同，现在问题已经出现了，深圳人认同什么就拆什么，那现在他们盖的东西一百年后还在？还是要把它们也变成垃圾或拆掉？我们现在规划的思路是有什么拆什么，其实是不断在否定自我。我觉得一个城市规划发展的思路和方式其实是会间接形成一个城市的文化。

　　说实话，白石洲也真的不差，你看它很干净，很活跃，很快乐。所以我是觉得其实人们来到白石洲是为了搬到更好的地方。如果我们想把它跳板的功能强化，或者说怎么让它变成能留住人的空间，那才是一个皆大欢喜的方案。

　　编后语：
　　得以认识马立安这位中国城中村的捍卫者，应该感谢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主任研究员李津逵老师，因为他是马立安入选“2013年中国城市化贡献力人物”的推荐人。3月底笔者赴深圳专门采访了马立安，并补充、完善了马立安做为“2013年中国城市化贡献力人物”的相关推荐材料，在4月19日举行的第七届中国城市化国际峰会上，马立安荣获“2013年中国城市化贡献力人物”奖。5月5日，深圳市规划国土委公布了《2014年深圳市城市更新单元计划第一批计划》，一共有15个项目获批，此前备受关注的旧改“航母”白石洲项目未在其列，马立安和白石洲的成千上万租客喜上眉梢。笔者笃信，马立安为白石洲的奔走呼吁和艺术创作不会停止，因为她的家和她的梦都在这里——中国——深圳——白石洲——城中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