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结“临时工执法”，用正规执法人员代替之，编制不足是最大障碍。对于其他公务岗位，确实要控制编制，但对于执法岗位，眼下的编制管理需要反其道而行，正视并解决执法人员匮乏的问题。

　　陕西延安发生城管踩商户头部的事件后，“临时工执法”问题再次浮出水面。根据《新京报》记者的调查，包括北京在内的许多城市，警察、城管也在大量聘请临时工做辅警、协管员。一些城管聘用的保安招募程序很不规范，不做任何培训，也不签劳动合同，就能入职，而辅警的招聘相对较规范。无论辅警、协管员，对外宣称都不能参与执法，但实际工作中，协管员抓小贩，协警参与抓捕嫌疑人时有发生。

　　政府部门招募“临时工”，早已是很常见事，出了什么问题，把“临时工”推出来，更是一些地方危机公关的不二法门。

　　公权部门将权力这一公器私下授予“临时工”，毫无疑问违反了法治的基本原则。不过，由于“临时工”现象有着复杂成因，要一刀切全部裁撤，暂时可能做不到。但不论如何，建设法治政府，执法部门的“临时工”问题，不能继续拖延下去，需要尽快解决。

　　执法属于强制行为，一定意义上说，它是对公民财产权、人身权的“合法侵害”，所以，对于执法者的要求，理应非常严格，法律只将执法权授予正式公务人员，原因也在于此。

　　从现实看，辅警、协管员大多来自于社会底层，教育水平低，个人素质参差不齐，所以，要他们内心形成对于法律的信仰，做到冷静、克制，一丝不苟依法办事，非常之难。

　　而对公权部门而言，聘用临时工，可收可放，临时工干好了功劳是这个部门的，临时工出了事问题是自己的，用起来非常顺手。由此大大增加了公务人员的权力空间和自由度，同时也巧妙地规避了法律责任。

　　“临时工执法”违背了权责对等的法律精神，是一个法治社会不应有的现象。而层出不穷的“临时工执法”引发的暴力事件，更凸显了终结这一畸形执法模式的迫切性。

　　终结“临时工执法”，用正规执法人员代替之，编制不足是最大障碍。得承认，我国公务员规模已经够大了，控制编制确有其合理性，但是控制编制也要根据社会的实际区别对待。建设服务型政府，类似警察、城管这样直接服务民众，管理社会事务的岗位，人数无论如何都不能少，以警察为例，按人口平均，中国每万人只有12名警察，这个数字要翻三倍才能达到发达国家标准。

　　所以，对于其他公务岗位，确实要控制编制，削减人员，但对于执法岗位，眼下的编制管理需要反其道而行，正视并解决执法人员匮乏的问题。对于纳税人而言，如果能用他们的纳税，供养更多社会急需的高素质执法人员，相信不会有什么异议。与此同时，再辅之以相关的改革，例如，减少文职人员，让执法力量下沉；推动居民社区自我管理，减少基层执法人力，执法人员扩编的规模，其实并不大。

　　法治社会，必须对“临时工执法”说不，期望国家相关部门尽快将结束“临时工执法”纳入工作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