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临时工门”屡屡洞开，引起人们不满、疑惑的当口，浙江理工大学法律专业大二学生魏煌雄，日前向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寄出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表，求证行政机关的人事管理系统中“临时工”是何定义？在我国行政部门中，还有多少“临时工”？（6月10日《南方都市报》）

    这些年，许多暴力执法过后，“临时工”不是成了用人单位推卸责任的挡箭牌，就是一块遮羞布。我一直对此大惑不解。按说，评价行为对错的标准是法规制度，与他身份又有何干？难不成“临时工”杀了人毋需偿命，或者欠了债毋需还钱？既然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王子庶民一视同仁，那就应该就事论事，管他本人是何身份？可往往肇事后——比如延安城管将商户打翻在地，还要跳起来踩其头部，致其伤重住院，“临时工”就是最先被打出的祭品。似乎这样一来，就与城管领导毫无瓜葛了。

    其实，正式工也罢，临时工也罢，他今天穿着城管制服上街执法，就是城管代表，其中就有执法授权（尽管这个授权有违规制不合法条，那也是用人单位领导的问题，跟临时工本人关系不大），不然，他凭什么成了当事的主角？问题是，人们总是在“借口”上关注较多，放过了临时工形成的原因。因而，一起又一起类似事件，就在“临时工”中轮番上演。

    十分感谢这位学法律的大二学生，他能以公民名义，向国家最高人力资源主管部门，求证“临时工”的定义，并要求公布全国行政部门中临时工的人数，这就是更深一层地追索，有望使这一问题彻底解决。因为若从法理出发，中国现时就不该有“临时工”的概念。按照《劳动合同法》，用人单位应该与员工签订劳动合同。而劳动合同，则是合法用工与非法用工的界限，无所谓临不临时。要说临时，打破“铁饭碗”以后的人事制度，都具有“临时”的性质。

    现实中“临时”与“正式”的区别，无非一个是编制外的，一个是编制内的；或者说一个是体制外的，一个是体制内的。体制内的正式工，因为有编制，所以有财政支付的工资。但编制又不足以解决人力资源不足的矛盾，于是各种“临时工”应时而生粉墨登场。说白了，临时工是“上有政策”时的“下有对策”，是对编制的一种变通。

    较之正式工，临时工也是弱势群体，他们干着和正式工相同的工作，甚至是正式工不愿去干的工作，但却享受不到正式工的待遇；工资微薄，福利很少，也少有培训学习的机会，这也是他们素质低下的原因。再者，因为没有财政保障，他们的工资得靠创收，而“创收”，也成了各种违规的诱因。包括热衷罚款、胡乱收费、乱摊乱派等等，名目繁多、不一而足。

    无论从哪个角度出发，“临时工”都到了寿终正寝的时候。它多存在一天，就多一天的危险，就多一天的不安，就是一种不知何时爆发的隐患。爆发了，还有一个“替罪羊”的厄运降临身上。——就是对临时工本人来说，这也是极不公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