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德钧

现任：中国国际城市化发展战略研究委员会主任、中国市政工程协会会长

曾任：建设部总工程师、住建部科技委常务副主任、中建一局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2011年，我国城镇化率超过51%，这表明我国城市化已经进入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不过，根据中国国际城市化发展战略研究委员会于今年初发布的报告显示，我国2010年城镇化率还仅是34.1%。
    “这与国家公布的口径是有距离的。” 中国国际城市化发展战略研究委员会主任金德钧对《瞭望东方周刊》表示，数据存在出入的关键是如何看待进城农民工的问题。
     据了解，国家公布的数据是把常住城市人口、没有城市户籍者也算城市的人，因而两者出现了相差15个百分点的情况，涉及2.2亿余人。“这些人绝大部分是农民工，他们虽然生活在城镇、被统计在城镇人口中，但其身份和社会保障等方面却游离在城市之外。”
    即便如此，我国城镇化率依然偏低。在原外经贸部副部长、我国入世谈判首席谈判代表龙永图看来，当前我国城镇化水平仅相当于美国1910年左右的水平、韩国1970年的水平、日本1960年的水平。“我国城镇化要达到75%、80%至少还要30年。”龙永图说。
    不可否认的是，未来城镇化将仍然是确保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之一。如何有效发挥城镇化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带动作用，如何看待城镇化过程中的用地矛盾、房价及农民工问题，中国国际城市化发展战略研究委员会主任、建设部原总工程师金德钧接受了《瞭望东方周刊》记者的专访。

“逃离北上广”说明城镇化程度不够
    问：现在提到城镇化更多的是指大城市，而广大中小城市如何实现城镇化似乎为人所忽视。如何认识这一现象？
金德钧：这个现象是存在的。城市化的基本动力是经济发展，大城市是资源最集中的地方。事实上，中央政策始终是强调大中小城市包括小城镇的协调发展，这一思路是明确的。
    现在沿海城市产业转移，工人不再去了，出现招工难的问题，开始选择就近招工。小城镇数量多、离农村近，能吸纳劳动力，是中国城镇化的基础工作。小城镇的战略地位也很重要，目前小城镇由于经济发展水平和吸纳就业能力还不高，如果地方政府加以重视，中国小城镇的发展在今后城市化的发展中应该是一台很热闹的戏。
    问：前几年，有个词“蚁族”很火，像北京唐家岭聚集了很多大学生蚁族群体，刚毕业因为住房、工作等限制很难融入城市，于是有人就提出了“逃离北上广”；之后，因为无法适应巨大的落差又出现了回流现象。如何看待80后、90后对城市的选择？
金德钧：这两种现象都很客观，说明城市在城市化过程中诸多问题没有做到平衡和协调发展。农民进城后，在城里工作，但并没成为市民，成为了“候鸟”；大学生作为新市民进入城市，但享受不了作为北京市民能够享受到的东西。大学生来到城市，生活比农村丰富，但是很多现实问题解决不了，就回去了；可是城乡生活差异大，就又回来。
    这说明，城市化过程中需要配套解决的问题还没解决好，比如住房、农民工子女就学、医疗、失业保险、养老、户口等。从总体来讲，这就是在城市化过程中，社会建设滞后很多，基础建设跟不上。

农村劳动生产力的提高，是城市化的前提
    问：城镇化过程中会面对土地矛盾的问题，造成部分农民失去土地，有的地方还为此引发群体性事件。这些问题应怎么看？
    金德钧：城镇化包括三个基本内容，一是农民变为市民，二是从事第一产业的人转向从事第二、三产业、第三产业比重增大，三是城市空间有所扩大。城市人口增加，城市用地必然要增加；但是，城市用地不能盲目地一味扩大，要真正做到集约使用土地。比如，把城市空间更有效的利用起来、提高城市容积率、充分利用城市的地下空间等等。
在农村，要切实保护好农民的利益，保护农民宅基地的所有权，农耕地的使用权，我们农民现在就只剩这两个权利了，不能再伤害了。
    问：城镇化是否会影响到农村的发展？
    金德钧：农村生产力提高，才会有多余的劳动力转移到城市。因此，农村劳动生产力的提高，是城市化的前提。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如果农作物、农业和养殖业不能给城市提供基本的保障，粮食就得依靠世界，对粮食安全造成影响。
但是，中国像过去一样每家每户都去种地肯定也不是办法，这只是一个过渡期，我国要走大农业的路子，靠比较少的人通过机械化和科学种田来进行现代化的运作，把农业的生产力进一步提高。有了强大的农村才能和高度发展的城市相匹配，凋敝落后的农村是不可能有城市化的。
    问：您怎么看待当前的房价问题？
    金德钧：现在的房价上涨是不正常的疯涨，这是从2003、2004年以后开始的。城镇化使得大量人口进城，房价适当上涨是正常的。但是现在房价不正常的疯涨，原因不是城市化。原因有三条，一是有人拿房价上涨的预期去投资；二是炒房；三是政府在如何解决中国老百姓住房的问题上，整体的设计和执行不得力。
    任何国家不可能人人都有属于自己的房住。政府要保障人们都有房住，可以买房、可以租房、也可以住政府的廉租房。我们国家进行房改停止实物分配后，搞一刀切的货币化，保障没有了使得人人都想着去买房，造成社会上刚性需求的假象，房价随之上涨；房价上涨又引来投资者炒房，又把房价推高；而土地是紧缺的，卖地也就越卖越贵。
    这种彼此间的推波助澜，让房价越来越高，结果是银行、地方政府、房地产开发商都很高兴，而让老百姓和中央政府很着急。现在我们终于开始认识到这一问题，中央政府花大力气推进建设保障房，严控房价的不合理上涨，按理说这是一种补课，是改变我国住房问题的正确方向。不过，现在保障房建设速度太快，从质量监督的角度看，我担心这样太快的速度会带来住房质量问题。

新区建设是我国城市化的特色路径
    问：是不是可以认为城市新区建设是中国城镇化过程中的一条特色路径？
    金德钧：我国的城市化有大城市的进一步城市化，有中等城市的城市化，也有原来小城市、农村小集镇在新区、在原地城市化等多元方式。新区大多有了一定的工业基础，一般是考察后认为有发展前途就将其范围扩大，并将别的地方划入并为整体发展。
    这种城市化的主要原因还是因地制宜根据既有条件来进行，不会凭空把农村进行城市化发展，要知道城镇化的基础是产业、是经济发展。
    问：如何认识旧城保护与城市开发之间的矛盾？
    金德钧：城市是历史文化传承的载体，在发展的同时要十分注意保护传承。传承有多种方式，可以是全城保留，比如丽江、平遥，因为其规模较小，比较完整，历史文化价值高，可以实现整体保留；可以保留一个街区、一组建筑，比如故宫；也可以是有历史价值的单体建筑，比如北京的寺庙、段祺瑞执政府门前的影壁；还可以是把有历史意义的建筑元素保留下来，如徽派建筑很具特色的黛瓦、白墙、马头墙，可以将这些元素用在新建筑上。
保留历史就应该保留原态，可以不拘泥于某一种形式的保留，但是不要采取拆掉旧的、却用钢筋水泥新建的方式。有些建筑我不太喜欢，像重修的江西滕王阁、湖北黄鹤楼，结构和内容都变了，不要这样。
问：国外的城镇化是否也曾遇到过同样的问题？
    金德钧：其实，大家走过的路差不多。美国纽约的建筑现在看很漂亮，但是在18、19世纪刚刚建立时并不是这样。他们后来也拆，拆了之后再大量建。中国的土木结构建筑，保留时间不长，不像西方的石建筑，德国的双塔教堂可以留住几百年，中国的土木建筑木头则早就朽掉了。故宫是明代建筑，是经过了多少年不断的维修才能留下来。国外的建筑并不是一建造出来就是现在的模样，建筑是跟经济发展水平、人们的生活水平，包括人们对这些问题的认识都相关联的。所以我们现在既要建造新的，又要保留传统文化，注重中华民族文化传承在城市载体中的表现，是社会进步。
    问：根据您的工作经历，您会首先提醒城市新区、新城建设和城镇化过程中应注意的问题是什么？
金德钧：首先要重视基础设施建设，而其中很重要的一条是地下设施建设，像地下管网如气、热、电网、通信等，我国城市对自己地下管网建设清楚的不超过一半，像前段时间北京大雨就反映了我们城市地下系统的排洪能力非常差，基础设施本身就不行。
    （本文转载《望东方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