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言道：好茶如好言，朴实无华，韵味悠远。品茶，是人与自然造化的良性互动。所谓“茶话”，喝茶聊天，借茶言道。独自在家饮茶，感悟在心，妙不可言。去朋友处对饮，相互坦然，话题绵绵。三人饮茶如三江汇合，浊水瞬间激变为清流，令知情者骇然。在城市化浪潮席卷下之今日中国，《茶话》立足大而不当不如小而精致，力求有一点空间足以观天地。

话题发起缘由：
    2012年的这个夏天让中国人感到了别样的压抑：7月21日，北京一场暴雨造成79人遇难;8月24日，建成不到一年的哈尔滨市三环路高架桥侧滑，4辆货车侧翻，造成3人死亡、5人受伤；8月26日，包茂高速公路汽车追尾事故，36条鲜活的生命在大火中瞬间消逝；近期，我国许多城市发生地陷事故，“有人走着走着就消失了”……这些事故的发生是偶然，还是必然？其背后说明了什么？在中国城市化率过半的今天，在幸福感成为人们追求的目标之际，城市应该从哪些方面着手提高公共治理的水平？为此，《城市化》杂志、城市化网特邀正大集团总裁杨海浩先生做客“茶话”栏目，就这一热点问题进行探讨。

    杨海浩：首先，很高兴能够做客《茶话》栏目。我不是一个城市化方面的专家，但作为一个公民来讲，对于近期发生的公共事件，我有一些自己的想法。

城市化不能以“量”取胜

    《城市化》：您如何看待中国城市化的质与量？

    杨海浩：中国城市化最近二三十年来发展迅猛，无论是规模还是速度都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或者城市都无法和中国相比。最近《瞭望东方周刊》的一篇报道充分印证了这一点。文章说，从1990年到2010年20年间，通过卫星遥感技术发现，中国城市扩张令人吃惊。排名第一的是河南永城，一个县级市，1990年的建成区面积是0.23平方公里，短短20年发展到18.21平方公里，扩张了20倍以上。排名第二的是浙江慈溪，建成区面积由不到3平方公里变为213平方公里左右。文章提到，中国另有19个城市扩张了10—20倍，66个城市扩张了5—10倍。
     从这篇报道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中国城市化发展从量的方面，扩张非常迅速，有目共睹，标志着中国的进步和快速发展。但在发展的同时也凸显了一些问题。最近发生的“7·21北京暴雨”、哈尔滨塌桥事故、城市地陷事故等等这些公共事件，实际上表明了中国城市化发展的量有了，但在质的方面，还存在很多令人忧虑的、现实的问题。
     我们知道，让生活更美好，让人们生活更有幸福感，是发展城市、建设城市的根本宗旨。所以，城市最终要以人们的感受程度，尤其是内心的幸福感受程度为衡量标准。也就是说，能够让人们感到幸福的城市就是好城市。否则，表面的光鲜毫无疑义。

“城市病”严重影响城市化质量

    《城市化》：请您具体谈谈有哪些方面严重影响了中国城市化的质量？

    杨海浩：由此，我想到目前城市化带来的棘手问题——“城市病”。拿交通拥堵来说，这已经成为城市之痛，影响到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一方面，对于国家来说，汽车是国家重点发展的支柱性产业，汽车业还要发展；另一方面，老百姓有钱之后就希望提高生活质量，拥有汽车成为不二选择。这直接带来的问题就是，城市交通在硬件方面普遍达到了瓶颈。最近，北京市明确提到在对汽车消费实施总量控制的同时征收交通拥堵费，缓解交通拥堵。我认为，在道路还没有解决的情况下，这一措施很难奏效。试问，交通日益拥堵，如何让人们感到幸福？
      说到道路，7月21日，北京由于道路等基础设施排水不畅，一场暴雨造成损失惨重，全世界为之关注。最近，全国相继发生多起道路塌陷，有人走着走着就没有了。这些公共事件发生的原因很多，尽管我不是专家，但我认为，其中与超常开采地下水不无关系。
      再看空气质量，据我了解，绝大多数的大中城市空气污染情况严重，全国至少30%的重点监测城市空气质量不达标。
      另外，水源也不乐观。有报道说，中国七大水系除了长江、珠江两大水系水质还不错，其它水系都有问题，甚至个别的像海河为重度污染。
     还有城市垃圾处理。现在，很多城市采取简单掩埋的做法，由于没做无害化处理，浅表土层、浅表水，甚至地下水都有可能被污染。掩埋是把矛盾留给后人。这样的做法不能算是成功地处理了垃圾。
       以上种种问题，严重影响中国城市化的质量，应该引起各级政府的高度重 视。

质的不足从城市细节可见一斑

    《城市化》：除了以上谈到的城市病，您认为还有哪些方面比较直观地反映中国城市化质量的不足？又该如何改进？

      杨海浩：看城市好比看自然。尽管自然景观有其独特的魅力，但相比之下，人文景观更能给人带来历史感、亲切感，更能引起人们去思索、回味。城市也一样。试问，只有基础设施的光鲜，究竟能给人们带来多少人文关怀？
      实际上，对于老百姓而言，他们更注重与自己生活息息相关的东西，比如教育、卫生、文化、环境……因为这些是给他们带来生活幸福感、提高幸福指数的关键因素。可以说，没有质量的城市化发展，不会带来有质量的城市人居生活水平。因而，老百姓更关注城市化的质，而不是量。量做再大再多再快，如果没有质，等于白做。遗憾的是，质的不足存在于诸多的城市细节之处。
      还是以交通为例，现在国家大力投资发展地铁、轻轨等网络交通，我觉得政府还应该下大力气打通城市道路的“毛细血管”。北京市主干线周围有很多四通八达的小路、小胡同，如果能够疏通，可以缓解主干线的压力。这样，人们不用绕着环路走，也可以到达目的地。许多小路之所以不通，违章建筑是其中一个原因。我建议，对于那些没有历史保存价值的胡同，政府要拆迁。对于拆迁户，要给予足够的补偿，让他们能够置换到新房。我想，没有人愿意住在基础设施很差的小平房里。很多老百姓不愿意搬迁，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原住房面积小，有的只有二三十平米，即使一平米按三四万元补偿，也就100多万元，在市区是买不到房子的，而去郊区，很多人又不情愿，因此，他们宁愿留在老房子里。这些需要政策制定者好好考虑。再举个例子，北京大羊毛胡同，一棵大树挡在马路中间，成为交通瓶颈。如果这是有历史、需要保护的名贵树种，我认为，可以采用挪移技术挪到其他地方。如果不是，就更应该挪走。保护有很多方法，原址保护并不是唯一方法。在城市化的过程中，应当处理好保护与发展的矛盾。
      再比如，现在许多城市是依据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规划建设的，那时候，城市没有这么多的机动车，也没有这么多人口，所以，人行道很宽，机动车道较窄。现在情况变了，无论是城市人口数量，还是机动车数量，都出现迅猛发展的态势。为此，一些城市做出了调整。像沈阳市，通过调整人行道与机动车道的比例，将现有人车混行道分为人行道与非机动车道，改善了道路环境，取得了不错的效果。我们常常说要与时俱进，请问，道路要不要与时俱进，城市要不要与时俱进？
     另外，很多城市都有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建造的老旧小区，不仅楼体表面越来越破旧，而且无物业、无绿化，小区居民曾经的优越感消失殆尽，完全没了“幸福感”、“安全感”。最近，在路过劲松路一带老旧小区时，我发现，一层楼房的门市房关掉了，建起了花坛，楼体正在增加保暖层，楼顶正在增加防晒层。这样的改造一定是政府做的。实际上，给这些不具备保暖、防晒的老式楼房进行基础设施改造，也是政府应该做的。我很赞成这样的举措，不仅节约了能源，还会使城市更美观。
     当我们家里有一个小院时，我们一定会把它整理得像屋里一样干净、漂亮。那么，对于区长、市长而言，是不是应该不断采取措施美化这种小环境呢？至于资金方面，我想，政府可以通过多种方式进行筹措，实际上这也是一种最有效的投入。
     垃圾处理也一样。日本在垃圾处理方面非常有名。政府对于老百姓每天丢哪些垃圾，都有明确规定。这甚至影响到了老百姓的生活，比如哪天允许丢鱼刺、鱼骨头，老百姓那一天才能吃鱼。这样的管理培养了日本的市民素质，凸显了城市管理水平。在这方面，我们应该学习日本等国家的先进经验，而不是仅仅将垃圾箱简单分成可回收和不可回收。只在这一类的硬件上投入，不给市民一定的培训，垃圾分类是达不到预想效果的。另外，很多垃圾箱在设计上很不人性化。由于箱口设计太小，人们丢垃圾时常常掉到外面。结果，垃圾箱周围变成了垃圾场。这种现象比比皆是，难道不值得相关部门反思吗？
为了缓解交通拥挤，政府大力提倡公交出行。可是，看看公交车站站牌，北京市只有长安街沿线公交车站牌比较像样，很多地方的站牌就是一根生锈的大铁棍，上面用铁丝绑着站牌。这漂亮吗？！我不知道城市的管理者对此作何感想？

农民工市民化是提高质量的关键

    《城市化》：您如何看待当下亟高的房价与城市化质量的关系？

    杨海浩：在质量方面，亟高的房价、飞涨的房租导致住房矛盾不断激化，“蚁族”、“蜗居”问题层出不穷，此外，横亘在城乡之间的二元户籍制度带来的“半城市化”问题，都表明我们国家目前还处于低水平的城市化状态。拿房价来说，近年来，大城市房价飞涨，夹心层越来越多，大学生淤积，住房矛盾不断激化，城市生活对于很多人来说变成了“伪幸福”。北京长安街很光鲜，建筑很漂亮，但天安门正东10公里外的南二环、南三环是什么样呢？由于这里的房租较低，成为流动人口密集居住区、棚户区，住房等硬件设施不尽如人意。实际上，这是北京房租持续攀升的结果。
      以三环内劲松地区为例，一个普通的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老式楼房，单间租金要3000元/月，稍微好一点的要3500元/月，60平方米的小套间要4000—4500元/月。若是公寓式楼房，单间月租金至少要五六千元，套间要上万元。这样的租金，普通打工族能住得起吗？住不起，他们又到哪里去住呢？答案是地下室。北京很多楼房的地下室充斥了外来打工人员。近来，房租的持续攀升迫使许多白领也住到了地下室里。据我所知，地下室单间一月的租金要七八百元甚至上千元，这对于大多数农民工来说是住不起的。他们至少要到南三环、南四环才能找到他们能租得起的房子。可想而知他们的居住感受！幸福感从何而来？

    《城市化》：对于农民工，您的看法是什么？

    杨海浩：讲到农民工，实际上这是我国城市化中的一个大问题。我注意到，目前，我国的城市化率已经超过50%，但根据城市化委员会以户籍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计算，我国的城市化率只有35%左右。这说明，我国有差不多两亿的农民工，虽然进城了但还没享受到城市市民的待遇。有专家将这一现象叫做“半城市化”。这个问题很现实，也很严重。
    应该说，二元户籍制度给两亿多农民工带来了不公平，也给许多外地城镇户籍人口带来了不公平。拿我来说，在北京居住10多年，交税也10多年了，而且每年交税额度还不小，但我还不是北京市民。尽管我可以去申请北京市工作居留证，但它不是户口，连准户口都不是。再看看农民工，由于他们没有户口，也没有稳定就业，这不仅给他们自己的生活带来了问题，也给城市管理带来了问题。比如，我们常常看到那些卖菜的小商小贩与城管打游击。白天，城管上班，小贩躲起来。一到下午五点，城管下班以后，一些大街小巷就会被各种各样的小摊贩挤占，无牌照三轮车、摩的横冲直撞……由这些黑车造成的事故伤害也在逐渐增多。在这种没有安全感的道路环境下，城市的光鲜能给生活带来幸福感吗？

    《城市化》：您认为当下该如何解决这一问题呢？

    杨海浩：说到底，提高城市化的质一定要解决大量的外来务工人员问题，让他们定居、安居、有工作、劳有所得。这样，社会才会和谐、稳定。我认为，突破二元户籍制度这一城市化进程中最大的障碍，给进城农民市民待遇，应该在整个国家经济发展中统筹规划予以解决，而且越快解决越 好。

    《城市化》：今天，您从城市交通、道路、站牌、老旧小区改造、清除小广告等多个方面阐述了城市细节的重要性，以及与城市化质量之间的关系，也提出了农民工市民化是当前城市化亟待解决的主要问题。请您用一句话总结一下您的观点。

     杨海浩：我们不但要关注城市化发展的量，更要关注城市化发展的质，因为质关系到人民群众的幸福感。城市要让人们生活更美好、更幸福，不但要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更要完善细节，在文化、教育、医疗、卫生、住房等方面抓紧配套建设。只有这样，我们的城市才会真正越来越美好，人民才会越来越感到幸福。

      《城市化》：本期《茶话》栏目，杨海浩总裁结合近期发生的公共事件，从多个方面纵论了城市肌体健康的重要性，也让我们迫切感觉到了城市化质量亟待提高的迫切性。非常感谢杨总今天能够做客我们的《茶话》栏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