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五”开局之年，“新市民”成为《政府工作报告》中的首提词，并明确要“尽最大努力帮助新市民、青年人等缓解住房困难”。最为关键的是，怎样加快推动农业转移人口全面融入城市，让更多民众享有高品质的城市生活，关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

  无疑，现阶段完成高质量的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势在必行。
  
01
如何真正市民化

  在很多人想象中，农民一旦进城落户，就会很快实现全方位的市民化，显然这种预期过高了。完成高质量的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落户不是目的，真正的市民化才是追求。

  中央财经大学副教授柴铎将农业转移人口分为四个层次：身份的市民化、生产方式的市民化、生活方式市民化、未来发展市民化。

  身份的市民化，指的是户籍制度的调整和改革，指的是身份户籍的转化生产方式。

  生产方式的市民化，指的是生产、工作、家庭主要收入来源脱离第一产业，劳动力要素从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转移，收入主要来源由原来依靠农业收入转化为第二或者第三产业的城市产业。

  生活方式的市民化，指的是城市当中发达的商品经济对原先自给自足的生活方式所催生的改变。包括除了经济生活市民化之外，还包括社会文化生活，乡村治理结构向城市治理结构的转化。也就是，农村当中依靠约定俗成的宗族观念和宗族管理方式，向城市当中现代社会依法依规治理方式的转化。这是一个全方位的转化过程，生活的城镇化。

  未来发展市民化，就是人的发展机遇城镇化，在城市当中能够获取更好的公共服务，能够获取更好的医疗资源，能够保障他的生存权，能够获得更好的教育资源，保障他的发展权。

  从我们国家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历史来看，存在欠账的很多地方。虽然国家非常重视，但是推进过程很艰难，地方政府不够重视。

  地方官员为了自己在任时期的政绩，不尊重地方的发展规律，不尊重地方的实际情况，贸然一刀切的推出农业人口户籍调整政策。比如，当年陈良宇在任时，上海一夜之间城镇化率达到90%之多，把很多农民户口调成城市户口。但其实从他们的生活方式，生产方式，包括他们在城市当中寻求长期立足发展的机遇来讲，还远远没有达到所谓的市民标准。

  推动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可以有很多举措。柴铎表示，从土地和房产这方面来讲，国家现在正在提的“人地产挂钩”，在农村允许宅基地流转，允许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就是把农民从土地上解放出来。他们进城之后，仍然能够享受到自己在农村原来所拥有的集体资产带来的长期收益。通过集体土地资产经营获得的收益，可帮助他们在城市缴纳社会保险，提供第一笔安家经费的支持，给他们生活提供一定保障。

  所谓“市民化”，就是让进入城市和城镇的农业转移人口，也就是农民工能够真正享受和城市、城镇居民同等的待遇，这是提高城镇化质量的关键。

02
市民化决定经济潜在增速下限

  2021年4月8日，国家发改委出台了关于印发《2021年新型城镇化和城乡融合发展重点任务》的通知，提出“协同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和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提高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质量。”

  对此，多位专家表示，要继续加快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取消现行的户籍制度，并放开落户条件、落户门槛。逐步消除城乡、区域之间发展不均衡的现象，淡化户籍制度背后绑缚的各种利益，进一步推动实现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

  数据显示，目前农民工人数从2019年的2.9亿，降到2020年的2.8亿。如果大量的农村人口、农业劳动力不再进城，城市的二、三产业劳动力会出现从富余到短缺的状态，劳动力成本会迅速上升。

  过去10年，城乡人口转移是中国城镇人口增长的第一大动力。2000年-2010年，城乡人口转移在中国城镇化率提高中占比近56%。现在，城乡人口转移动力急剧下滑，占比只有36%，下降近20个百分点。从年龄结构来看，中高层农民工，特别是50岁以上农民工在城市留不住、返回农村的现象比较普遍。

  中国在改革开放40多年时间当中，城市空间扩大了二三倍，但是空间城市化并没有相应产生人口城市化。中国有2.8亿农民工，户籍问题把他们挡在了享受城市化成果之外，他们是被城镇化、伪城镇化的。

  柴铎指出，“大量的流动人口为城市发展建设做出了突出贡献，但是由于户籍政策限制，他们没有办法享受到城市的公共服务，这是一种人为造成的不公平。在我国的发展阶段，社会主要矛盾已经发生转换，演变为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矛盾，通过户籍政策改革，能够让更广大的人民享受到城镇化的综合红利，这是务实的政策态度。”

  “放松一些大城市的落户限制，也是改善我们国家人口和产业空间布局的重要举措。”柴铎解释说，“现在一些特大型城市，包括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一些特大型中心城市的发展，其资源环境承载力已经趋于饱和，就需要发展次一级城市。次一级中心城市的户籍限制完全取消之后，有利于吸引人口，吸引产业，承接产业转移，优化人口和产业的空间布局。”

  实际上，城乡人口流动会带来消费升级，但是就地城镇化并没有这样的效应。我们国家过去几年经济增速下降和城镇化率趋缓，特别是城乡人口流动的趋缓在时间窗口上具有一致性。毫无疑问，中国经济潜在增速的下限很大程度上由城乡人口流动的动力决定。城乡流动和非户籍人口的市民化又是由改革进度而决定，因此体制创新决定了中国经济潜在增速的下限。那么，提高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质量是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抓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