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津逵：中国国际城市化发展战略研究委员会副主任

　　　　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资深研究员

　　中国的城市化按常住人口城市化率已达60%，越过70%并完成快速阶段估计十年左右的事情。国家从各种“加快发展”的话语转向了“高质量发展”，说明在四十年追求“马快”之后开始关注“车好”，这给城市规划建设管理行业提出了新要求。与此同时，中国这辆车要驶向何处，中华民族为什么要复兴，依然需要明确的回答。

　　宋先生对于中国城市学科做出过重要贡献，正是他将芒福德的著作系统地译介到汉语世界，如《城市发展史——起源、演变和前景》、《城市文化》、《刘易斯·芒福德著作精萃》等都是宋先生和倪文彦、李翔宁、周鸣浩、宋一然等先生耗费多年间宝贵的心血译就的。捧读这些著作，犹其是括号中为方便中文读者了解英美文学背景所做的那些译者注，令我不仅领略了什么是“信达雅“，更感受到一种文明传播的使者的责任心。我读《城市发展史》，前后断续用了十年，常常感慨译者付出的是多么大的心力。特别是书中以优美的文学性的语言表达出的精辟见解，令我感受到芒福德对人类文明的大爱，感受到宋先生和各位译者对城市深深关切。

　　城市史就是文明史，城市学应当回答文明走向这个不容回避的问题。但一直以来的城市学关注各科专门之“术”有余，关心城市发展方向的“道”则严重不足。“高速城镇化进程已经过半，城市基础理论尚不健全，不容再找理由逃避”。宋先生这一部新作可以说就是一部发愤之作的城市论道。

　　1  为城市进化大声疾呼

　　“城市学的学科根本任务是要解答文明人类的由来和去向这一根本问题”。所以城市学是文明史、文明学。宋先生从文明史的高度看待城市，或者说是从城市史的角度看人类文明史，大声发问生命的意义，将城市学定位在文明进化的高度。

　　1.1  生物进化塑造体态，文化进化塑造心灵

　　宋先生指出“许多学科大都忽略对城市根本问题的思考”，因此在空间时间的三维之外提出“城市空间第五维度是空间主体性，这是城市最高最有价值的核心内容”。他大胆地主张“（城市）地点总是首先具备磁体功能，而后才具备容器功能”。并且批评现实中的城市建设舍本逐末，“实际生活中，城镇包括园林，佳作不多，妙品更少”。由于审美已经成了绝症，所以“看不见问题是最大的问题”，“无知不是过失，无知而有权就非常危险了”。

　　1.2  城市学属于人文学科

　　宋先生认为“尽管城市学具有突出的学科贯通和综合色彩，却明显的属于人文学科。是人类需求、行为、情感、道德、理性、价值形态为研究对象的知识”。他深切地痛感人文学科的长期严重落伍，使得城市学因为缺少人文关怀而平庸化。“如果我们只注重城墙内那几团永久性建筑，那么我们还根本没有涉及城市的本质问题”。显然，我国人文学科落伍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多数人文学者仅仅是单语人才，不借助译著无法了解国际上城市学的研究成果。而宋先生学贯中西，对于译著的情况了解透彻，他让我们知道“翻译作品不少，很少名著。许多名著丢失在翻译出版过程中”。如《不列颠百科全书》也将garden city翻译成”花园城市”，将人文主义简化为以人为本。他说读了众多城市学专著见不到戈登·柴尔德关于“城市革命”的重要观点。而英语的“文化”一词包含了哺育、培养基的概念，我们自然就更读不出来了。 

　　1.3  城市代表和传承民族文化

　　宋先生引用芒翁的话，名都大邑，如巴比伦、雅典、巴格达、北京、巴黎、伦敦都曾经成功主导过各自国家民族历史，那么首先是因为这些大都城始终能够成功的代表各自的民族历史文化，并将其绝大部分流传后世。“城市的最高产品，还是优良的人格”。熟悉宋先生的人一定会有一个共识， 那就是宋先生本人就是北京这座文化古城的“最高的产品”。他祖籍江南，成长在北京，那接人待物的风度、讨论问题的感觉、对待文化的态度，在在都显示出这座文化名城所特有的风范，让人不仅如沐春风而且会联想到原来正宗的北京作派这么美好。

　　他提炼了芒翁关于“文明=文化+隐性文明”的观点，所谓的隐形文明是没有形诸文字的人民心态、思维特征。指出今天包括城市构造的物质文明大多已彻底脱离了《周礼·考工记》规定的传统样式走向西化，最难改变的倒是心态、情感、思维、民族情绪、仇富心理、仇外心理，这种观点对于理解不同城市的文化非常有启发。

　　1.4  城镇化是人类从野性走向人性的文明历程

　　宋先生特别强调城市的教化功能。“君子病无能焉不病人之不已知也”，这句话简直就是宋先生自己的写照。他引用众多历史名人的记行，说明城市环境中人类交往和对话，使人们互相亲近，具备了温和的举止，具有了人性与正义。

　　《雅典宪章》对于城市功能的界定仅限于居住、工作、交通、休憩。宋先生认为城市的功能包括三个层次。基础功能：承载、包容、养育；本体功能：居住生活、工作就业、交通通信、休闲娱乐；潜在功能：储存文化、流传文化、创新文化、教育人民、提高人类素养。他说“假若人类从一开始就追求温饱舒适，那就根本不会从猿进化到人。类人猿灵长物能进化为人，是因为他始终要追求生命的意义”。为此他深入探讨人类文明史中对生命意义的追求历程，例如他转述芦笛关于基督教的观点：“一部《旧约》除了展示耶和华的邪恶与可怖，无一字涉及爱。耶稣的伟大贡献就在于给这邪教一个爆炸性的颠覆性的内容——爱，并由此发明了人道主义。唯有人道主义才是基督教后来对人类做出的最重大贡献”。宋先生就“两希文明”评论道：基督教文明不仅为西方文明注入了希腊文明所缺乏的“善”，还为西方文明提供了伦理的刹车。由此产生了社会公正，包括强者的忏悔和左派主张的PC（政治正确）。

　　1.5   任何彻底的改革首先是价值观的改革

　　文明的形成过程，首先发育的是该文明的核心观念、精神、理念、价值形态。其次是该价值的实施手段和物质依托，再次是相关组织手段和实践，先有心念后有手段。所以社会的变革也首先是全社会首选物的改变。当今那种不加节制、不要终级目的、追求单一指标的进步概念，可能是当今这非常狭隘世纪中最狭隘的思想概念。

　　价值包括了：方向（南丁格尔创建护理事业）、原则（诺曼底登陆反法西斯）和取舍（舍生取义）。人生意义这一需求空缺，种种代替物都会来填充：偶像崇拜、拜物、拜金、虚无、吸毒……

　　那么，什么是价值?“举凡增益民众对真善美的认同与追求，远离浅薄、远离愚昧、远离野蛮、远离残暴的艺术作品与活动，皆可称有价值理念”。不同价值理念产生不同时代的文明和城市，如托尔斯泰：“艺术的目的不在于表现美，更在于向人或人类的精神世界施加仁爱的影响”。如美的定义：“凡是能让我们感到惬意，而不引起占欲的东西，我们称之为‘美’”

　　由此将城市发展的不同阶段分类为：礼制城市、宗教城市、技术城市（浮士德城市，一科学家为追求知识和财富与魔鬼谈判，把灵魂抵压给魔鬼。）、生态城市。

　　1.6  科学技术无法担当人类向导

　　千城一面现象发生在20世纪后半叶，就是大工业大技术信息化时代到来之后，各地文化迅速交融。农业革命让城市诞生于世界，工业革命让城市主宰世界，信息革命将改变世界。

　　但是，科学技术俨然如新皇帝登堂入室主宰世界，却无法担当人类向导。完全世俗化世界秩序。人类在自身解放的道路上走过了头。自我膨胀、妄自尊大、人性丧失、自身行为恶魔化。环境污染退化、物种数量和规模锐减。

　　进入现代社会，“上帝慢慢淡出视野，人类如孤儿飘零在宇宙空间。上帝不是他爸，他成了孤儿，他到里去不知道，上帝也不是他的牧者，他可以到处闲逛，成为野孩子。逮什么吃什么，怎么高兴就怎么行事，当今人类基本形象恐怕如此，城市危机无非就是这样景象的体现”。宋先生就是这样俯视着几百年来文明的进程。他特别引述了英国女作家玛利·雪莱1818《弗兰肯斯坦》“机器巨人”，行为能力超常巨大，却唯独缺乏人心情感，缺乏关爱。让我们了解原来技术双刃剑的性质早在两百年前已经有人预见到了。

　　2  为找回城市价值的发愤之作

　　这本著作不是官方立项的课题，似乎也没有得到哪支社科基金的资助，完全是宋先生自己选择的一次思想探险。

　　2.1  “自己探索，自担风险”

　　例如第三章他提出一个“城市的理论模型”图，明知以模型表述有机生命是大忌，但是“事出无奈，紧迫局面当前，不这样做找不到简便有效的方式展示城市全貌和内在机理。环顾当今局面，不能不勉励以赴”。我要为宋先生叫好，这是太史公所说的“贤圣发奋所为做也”。科学是一项智力活动，是一项冒险的智力活动，本来就应当是科学家本人选择做或不做的事情。宋先生在本书第九章第五节专门回顾了三四十年前一段亲历，那是一个城市学理论研究项目，客观地回顾了一个在国有研究体制下城市理论研究项目流产的过程，在我看来出现这样的结果这是必然的。城市学用这种集体攻关的方式是不可能取得突破，相反宋先生现在做的工作是课题组制所无法实现的。而支持宋先生做这种冒险的，是芒翁的精神：喊出真相，准备失败。

　　2.2  从亲身的观察思考入手

　　第三章有一段感人的记叙，作者从所观察到的鸟、鸟窝、外部环境，提炼出“三叠结构”推论出“环境资源容纳能力和供养水平是基础制约要素”。今天的读者能想象的到作者当年的观察环境吗?能够想象一个北大西语系高材生为什么会在农场劳动?是什么机缘让作者发现“以往城市学突破之难，难在缺少一个类似跪俯鸟窝前的宏阔视角来观察人类城市”，进而了解到，“云雀有特殊习性，迫于生境恶劣不得已为之，过早断掉雏食，令其尽早自谋生路”?读到这里，我想起清朝宗室永忠读《红楼梦》后写下的那句“传神文笔足千秋，不是情人不泪流”。在宋先生俯身鸟巢的当时我正上小学，很快就将遇到文革停课，过早断掉了精神的雏食。文革后的教材没有《物理》、《化学》，而是《工业基础知识》、《农业基础知识》，改革开放之后万幸在77年底考上大学，我的英语是从ABC学起的，学的是《科技英语》而不是以英美文化历史为背景的《英语》。宋先生说“否认城市第四维度（历史）让城市空壳化，让社会跌入道德虚无主义的深渊”，在我看来这不是一个理论判断而是我自己亲身的经历。

　　2.3  直面城市文明的前进和倒退

　　宋先生知道城市史中巨大空白，需要“自己探索，自担风险”。不想流于平庸，面对文化流失和人类退化的危险简单地议论城市化水平的高低。他从城市治理结构入手，通过社会观察直指问题的核心：为什么奥尔巴尼市在大城市资本集团和现世文化面前坚定地保持自己相对独立的地位，而中国的首府城市一定是首位城市?为什么北京的几位工程师、研究员，甚至本地村民，他们退休后希望能够发挥余热，但却没有途径，无奈地戏称自己的状态是“寄生”?这些是不是与当下城市的治理结构有关系?是不是与这种治理结构下全社会的首选物失当有关系?他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回答“城市发展变迁中的前进倒退，万般史实中埋藏的‘所以然’。这当然需要首先弄清楚什么是前进，什么是倒退，以及个中因由”。

　　3  以严格逻辑演绎城市理论体系的尝试

　　一部开创性的著作，自然会将独特的学术生命贯穿在全书的逻辑中：

　　第一章开宗明义从城市科学是人文学科的观点入手， 经过第二章两个优良城市案例北京华盛顿，在第三章提出城市的完整概念和理论依据，也就是“三叠结构”和“五维空间”；接下来，第四章以历史和逻辑双起点的视角回溯了城市的起源，之后进入第五章城市自身结构，逐一分析城市的形制、要件、结构、类型。在这一章里针对各种学术会议上“各行各业自说自话，概念模糊，语汇淆乱，逻辑不清”，宋先生沿着“结构功能”的角度首先分析城市的结构，再研究功能，但是他做出了自己的研究特色：

　　城市结构是从形制概念开始。形制不同于形式，是城市生命健康谐调状态的表征。假如各自为政四分五裂的话，哪怕这座城市拥有其“形式”，在宋先生看来也是没有形制的。

　　城镇要件从生命需求展开研究。“与其清点城市现有的全部家当，不如细数人的基本需求，看看城市如今少了些什么”，这个角度给读者一个方向性的启发。方法是将城市的权力、资本、智力、环境和民众做“五边形”的归类，并找到各自的代言人。当然这里宋先生提出国土局、环保局是环境的代言人，可能是理想状态，这是另外的话题。

　　城市的结构是将“三叠结构”进一步深化的阐述，并分析三层相互的关系。对于复合结构和下一节“城市的类型”都是破题，给读者留下一个进一步思考的广阔空间。

　　接下来在第六章，城市的运行、功能与属性，是在运行中探究城市的功能。这一章中提出了“正运行”和“负运行”，并且提出城市运行最高产品是优良人格的观点，实际上提出了城市发展的正反两种方向。关于城市功能，突破了经典《雅典宪章》所归纳的城市四种功能。作者提出在这四种“本体功能”之外还有“潜在功能”即储存文化、流传文化、创新文化、教育人民、提高人类素养。这就将教科书中相对简化的城市功能拓展为丰富而鲜明的价值主张，提出了城市应努力的方向而不是城市理论上都应具备的必要条件。

　　第七章是城镇运行中人文互动机理，这一章读来应是作者用力最深的部分。作者试图廓清迷雾、直面现实，就不得不站到城市学实际所处的位置上。当读者跟随作者步入城市学的实景中，我们会痛切地感受到作者在写作这一章时的心情，“自身积累太少，力不从心”。不仅方向和道路迷茫，而且由于语言的障碍，一个双语学者难以恰当地向汉语世界的读者表述他心中的概念。他提笔写到的许多概念，在汉语世界里已经有了明确的解释，但他觉得需要重新定义；他看到的许多社会现象已经作为理所当然被业界接受，但是从他的角度看则是置长远于不顾的短期行为。他要重新定义“人”和“人格”，他质疑“从猿到人”的“工具说”，他要区别“文明与文化”两个不同概念，他多么象手执长矛的最后一位骑士，为了捍卫心中的尊严不自量力地挑战风车。这部著作如同空谷绝响一般在当下的城市学林显得那么另类，那么不合时宜，但是却让我们看到了“虽千万人吾往矣”，一个挺着腰板的知识分子。

　　随着这样的探索，就象基督文化中每一个人发现自己出生就处在“负起点”一样，城市学也发现自己要老老实实打地基，还没有到达正负零，我们还没有资格说“从零开始”，惶论“真正站起来”呢?

　　第八章城市问题和大都市膨胀病理初探，以沙里宁和张仲景两种视角超越了对城市问题的历来表述，透过病症看病理，提醒读者是否已对问题熟视无睹、麻木不仁了?并且直指城市问题隐性的、最难纠正的原因——首府城市与首位城市的高度合一及其映射出的问题。

　　第九章从城市延伸到城镇化，在厘清概念之后作者提出乡绅阶层及其社会作用和新时代“乡绅”对乡村建设的贡献，并提出礼俗社会与法理社会，中国城镇化实践中遇到的诸多问题中特别提出了城乡结合部、城中村，并指出影响中国城镇化的制度因素中，核心是城乡二元户籍制度。提出未来中国城镇化的任务，包括转变哲学思想，改换斗争哲学为和衷共济；以“纳税人社会”取代“感恩戴德”社会。而理性城镇化从启蒙开始。第十章，从城镇化回归到城乡关系，为什么城镇化不应排斥村镇。至此，作者已经基本完成了对于中国城镇、城镇化的理论展开，因此在第十一章尝试提出城镇质量评估体系的看法，并在第十二章，以城镇学的理论对当前中国城镇的一些实际问题例如现行的设市设镇标准、资源枯竭型城市的转型等提出看法。

　　第十三章是全书落脚处——

　　4  对城市建设者的谆谆寄语

　　本书是在宋先生给北京大学授课讲义基础上写作的，从后记中可以看到我的一番不知深浅的话对宋先生决心开设一门城市学基础课起到了一点作用。讲课有对象，著作预设的读者就是这样一群当下与未来的城市决策者、建设者、管理者。他们是今天中国城市发展中的底线，本书的写作便是宋先生的一肚子话要对他们说，而不是单纯在做学问。

　　4.1  城镇规划建设的决策者管理者的角色是“替天行道”

　　“做城镇工作的人，不可以不懂得你的城镇究竟有多广大、多深厚、多丰富、多神奇；以及多么复杂和危险”。“城市要包容不同经济能力的人”。“城市规划师、建筑师，当然也包括城镇的管理者和决策者，必须首先是成熟的公民，理解公民意识，宣扬崇高的理念。公民意识包括：权利意识、契约精神、公平正义，人道主义情怀。自尊、互尊、不违约、求双赢、讲妥协”。

　　做为一个深圳人，读来深以为然。蛇口的袁庚、华侨城的马志民，还有深圳老一辈的市领导们就是一群替天行道的人。他们最宝贵的事功不是哪条道路哪个项目，而是留下了一个公民社会的雏形。

　　相反，独克宗古城失火，因为自唐以来积淀而成的熟悉、亲睦邻里、乡规民约、亲爱精诚、互相援助等优良传统早已随现代政治洪流和商业浊浪荡涤干净。 宋先生非常称道波特兰市的“千友会”，他们在“城市交易”中担任“甲方”角色，而城市经营者则是“乙方”。

　　4.2  先料理心情，再处理事情

　　对于专业人士来说，心界就是环境的一部分，没有良好的心界就没有好环境。“举止之所以被称作urbanitas（拉丁文，都市气派、文雅谦恭、彬彬有礼等），因为此类举止唯独都市里才有”。宋先生就是这样，先料理好自己的心情，然后以几十年的辛勤耕耘将芒翁的学说准确系统地介绍到汉语世界。宋先生自己的举止作派，就是文雅谦恭、彬彬有礼的写照。

　　4.3  要先有远见卓识和坚强魄力的中国式的埃比尼泽·霍华德

　　书中为读者列举了霍氏、格氏、芒翁、金经元和一位日本留学生做为楷模。鼓励读者以人生向上的精神去将职业变成志业，将工作变成创作。最后引用文艺复兴时伟大思想的话寄语读者：“你有权堕落，有权沉沦到生命最底层，哪种结局叫做兽性。当然，你也有权听从自己灵魂的判断和引领，一路攀升到生命更高层级，在那里获得重生，这种境界叫做圣洁。”

　　第十四章，宋先生邀请马克·佩特尔教授贡献了一个案例“从波特兰市的经验看城镇学诸原理的实践”是一方宝贵的他山之石，是宋先生所推荐“千人会”的诞生地。

　　5  开辟思考与探索的巨大空间

　　5.1  对北京的评价

　　宋先生是一位具有典型民国范儿的北京人，象老舍说的：“徐缓的脚步、清脆的语言，温美的礼貌……”那说的正是宋先生；宋先生又是一位北大精神浸入骨髓的北大人，记得他曾不无奈地说在下放劳动的时候“也学会了说脏话”，当时听了真是百感交集。在极端生存条件下一个彬彬有礼的北京人被迫地放弃斯文、向着野蛮看齐的无奈。宋先生在书中讲到马校长所说“学术的尊严，不能不维护”，并说这是渐行渐远的北大精神。说到多年后再回北大，回返旧居，常生“物是人非”之感。毫无疑问，比起后来的北京，当年的那一座古城的确还是很优良的。

　　但是，从书中所列举的“首府即首位”、“建设伴贪污”、“退休便寄生”的现象，不也正是发生在北京吗?北京是被后来的城市主体破坏了，还是这座城市本来就深埋着专制大一统的基因，且这基因可能远远超出有文字记载的历史，绵延了数以万年呢?人类城市史上，北京曾经在最长的时间里拥有最多的人口，但是对人类文明的贡献又有多大呢?

　　5.2  对文明起源的追溯

　　宋先生指出古文明发展的两种推动力，即交换和生产、社会活动和宗教。这两种推动力的载体可以具体化为商人、工匠和农民、官员、宗教人士。哪一种人是中产阶级的产生的基础呢?我觉得应当是商人。宋先生提出：“以纳税人社会取代感恩戴德社会”，其实商人才是纳税人。

　　城市有因农而兴、因工而兴、因商而兴，在中国主要是因官而兴。近代以来世界城市文明中心的接力，按布罗代尔，从威尼斯到安特卫普、热那亚、阿姆斯特丹、伦敦、纽约，都是海洋文明的城市，也就是因商而兴的城市。其主体人群都是商人，企业家。芒翁：“城市都是大地的产儿，折射出农民征服大地时所表现的勤劳智慧”，“乡村生活每一方面都对城市的诞生有所贡献”。在《城市史》讲到了克里特城市与两河流域的不同，讲到了雅典短时间创造的文化成就，但似乎没有强调海洋文明、商人文化对于城市不可替代的贡献?

　　从文化起源看城市，本书讲到了河姆渡、良渚文化，但没有涉及咸头岭，海洋文化。其实“大小寺庙，小至一两尺高的神龛。这类构造被完全拆除绝技不过是五六十年内的事儿。”但在岭南乡村小镇，今天依然可以欣喜地看到。中国的海洋文化地带既保护了传统，又非常西化，广州、泉州、深圳是否预示了中国城市的未来呢?

　　5.3  城市理论中的理想主义倾向

　　哈耶克在《自由宪章》中提出：承认无知是智慧之源，计划经济的失误在于没有认识到人类无知。而政府在掌握全民头脑中知识上是无能为力的，文明不是由某一个头脑设计的，是通过千百万人的自由努力发展而来。

　　霍华德、格迪斯与芒翁的学说中高扬理想的旗帜，非常宝贵。同时他们的思想传统中是否存在着一定的乌托邦倾向呢?                             
　　例如，城市规模与生态文明：霍华德提出有必要限制城市的人口规模和用地规模。芒翁对于纽约1921年的规划也持反对意见。但是百年之后纽约承载的人口不是简单地增长而是数量级的提升。真正的生态文明是控制城市人口规模，还是爱德华·格莱泽《城市的胜利》提出的要热爱自然就应住进城市远离自然?

　　再如，城市机理或形制：芒翁只认同两种城市形制，显然他不认可郊区化蔓延。但恰恰是在蔓延的旧金山湾区产生了硅谷。

　　还有，什么制度支持优良城市?

　　金经元先生认为：“规划科学最终完善有待于彻底消灭私有制”。从社会主义百年实践来看，这个判断是不是依然有着乌托邦色彩呢?如今中国的国企与民企在经济社会中扮演的各是什么角色?中国经历过彻底消灭私有制的时代，那个时代规划科学得到完善了吗?而宋先生所称道的“新乡绅”在公有制下有可能产生吗?

　　综上所述，《城镇学读本》既是一部启蒙书，又是一部激发思辩之书。书如其人，带着作者的气质与态度，表达的是作者真诚的信念和勇敢的求索。宋先生用行动证明他所祟尚的理念，当年的他是一个赤子，数十年伏案推敲笔耕不缀为汉语世界盗来了普罗米修斯的火种，成为一位智者，如今他是一位蔼然长者，却象一个小伙子那样说干就干，到大学生中去讲课，著书立说、大声疾呼，他是在践行他认定的理想：“如果一开始我仅仅去改变我自己，然后作为一个榜样，我可能改变我的家庭；在家人的帮助和鼓励下，我可能为国家做一些事情。然后谁知道呢?我甚至可能改变这个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