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在筒子楼的住户一般情况下无法办理独立的户口本，所以筒子楼的居民一般多是集体户口的，加上拥挤在狭小空间共同生活带来的透明度，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们的生活形态或多或少类似于一个乡村的熟人社会。

　　实际上从一个筒子楼走出来的人，不论后来融入城市的哪个阶层，相互之间的认同感都要远远大于那些共同生活在同一个单元楼或者同一社区的人们。

　　因而他们对于当年的困窘与尴尬更容易释然，更愿意把那些筒子楼经历当作趣闻。

　　由办公楼改成的筒子楼，公共的空间就是楼道和盥洗室、厕所。由于十几平米的宿舍见缝插针堆满家具，所以所有的住户都想办法利用或者挤占楼道，桌子、锅、碗、瓢、盆、柜子、日用品、煤油炉、煤气罐、灶台等等不一而足，使得本来还算宽敞的楼道变得逼仄，不到半年时间，曾经粉刷一新的楼道也到处是烟熏的污垢。

　　由于特殊的原因，笔者当年蜗居的筒子楼住户天南海北，民族众多。虽然不同的地域、不同的民族饮食习惯、节庆习俗各不相同，但这样的筒子楼却在无奈与宽容的心态之下，逐步孕育出一种奇妙的天南海北“乱炖”式的和谐。

　　往往做饭时间一到，整个楼道就被葱姜蒜香、锅碗瓢盆的声响充满着：菜籽油、茶油、猪油，辣椒味、胡椒味、孜然味，猪肉、羊肉、牛肉；煎炒烹炸，八大菜系；清真的，汉民的，在一层楼道里几乎就能一网打尽。久而久之，即使个别人对某种味道极度反感，也只能退避三舍，“敢怒而不敢言”。而且哪家有好菜、硬菜，如果非特殊情况，同楼道里的人往往就会不请自来，带上好酒，喝上几杯，尽欢而散。

　　也许是这样的氛围难得一见，当年谢园自导自演的《天生我材》电视剧剧组居然在北京众多的筒子楼中，特意选择了我住过的这个筒子楼作外景，在这里拍摄了近一个月。记得有天傍晚我下班回家，谢园正在紧挨着我家灶台的邻居门口演炒菜的戏，由于当时正是做饭时间，左邻右舍都要在楼道往返穿梭去盥洗室打水涮锅，镜头不好安排，谢园焦急地朝导演问：“我后臀尖该冲哪儿？我后臀尖该冲哪儿？”楼道里一阵爆笑。

　　筒子楼有东西两个大门，四季敞开，也没有门卫，周边各种工程又常年不断，外来人员换来换去，加上筒子楼里的住户也不乏贪小便宜的人，一来二去，各种状况频出。

　　来自东北的刘姐是我大学同学，也曾经和我在同一筒子楼住了近十年。姐夫性格豪爽，两口子极好客，又酒量惊人，所以当年他们的房间闲暇时经常高朋满座。

　　某一周末，招徕好友五六人，一起包饺子、喝小酒。哥们儿、姐们儿集体动手，择菜剁馅、和面擀皮、烧水打酒，在楼道里忙得不亦乐乎，好不容易饺子出锅，大家都进屋开吃……由于饺子太多，有两大盘先放在楼里的灶台边上晾凉，吃了一半，刘姐起身出屋想给大家再上那两大盘饺子时，结果却发现灶台边的满满两大盘饺子不翼而飞，一看情况不由破口大骂：“谁这么缺德啊！连盘子都拿走了，真不要脸……”

　　喧嚣的楼道顿时一阵寂静，过了一会儿楼道里的住户才纷纷开门出来，待到打听清楚情况，很多人不由哈哈大笑。

　　有个邻居还安慰刘姐说：“你们这个还好了。上回我好不容易在下午炖了一大锅羊肉，就放在灶台上晾凉，去趟办公室回来，结果被人连肉带锅端走。上哪儿说理去啊！”

　　虽然都住在筒子楼，但大家都属于不同的单位和部门，在公共利益上谈不上什么共同诉求，各自的希望都是从学校那儿尽早分到带有厨房和卫生间的单元楼房，逃离筒子楼。

　　某年，学校家属院计划盖一栋公寓楼，据说可解决300多户教职工住房，但拆迁遇阻，有两家老干部子弟因不满意条件拒不配合搬迁，校领导安排校团委组织住在筒子楼里的青年教职工前去集体示威、说服，允诺新楼建成后基本解决大家的住房需求。大家轰轰烈烈地去了。一年后新楼落成，筒子楼的住户无一人搬入新房。

　　其时已在某专业领域名满天下的某青年女教师爆了一句粗口：“妈的！感觉像被强奸了一样，以后绝不要相信他们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