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　　办：中国国际城市化发展战略研究委员会
承　　办：永一格文化创意产业集团
时　　间：2015年3月31日
地　　点：798艺术区

嘉　　宾：

党国英：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

牛见春：芬芳文化研究院院长

鲍　克：北京住总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济师

蔡义鸿：中国国际城市化发展战略研究委员会秘书长、城市化杂志社社长

吕志道：永一格文化创意产业集团总裁、米兰世博会中国馆项目总指挥

何　崴：中央美术学院建筑学院副教授

李松睿：北京修实公益基金会新公益部部长、北京清润山水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

　　3月31日，乡村建设专委会筹备会暨第十五届城市化茶话活动在京举行。人员名单：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党国英，永一格文化创意产业集团总裁、米兰世博会中国馆项目总指挥吕志道，芬芳文化研究院院长牛见春，北京市农村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张英洪，北京市农村工作委员会村镇处处长郭子华，中央美术学院建筑学院副教授何崴，北京修实公益基金会新公益部部长、北京清润山水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李松睿。会议酝酿推选了乡村建设专委会组成，讨论制定了乡村建设专委会议事规则与人员分工，确定了乡村建设专委会近期及任期内主要工作，嘉宾还结合自身专业及工作特点，针对当前乡村建设的热点话题展开交流互动。

　　党国英：乡村建设专委会要发挥智库功能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

　　我特别希望在中国做一件类似美国“总统山”大型山雕的事。美国那里原本只是一座山，后来发展成一个小镇，世界瞩目。中国现在没有这样大型的山雕，我希望利用委员会的力量把它做成。这将是一件宏大的世纪工程。做这件事，关键是要找到合适的地方，并有好的构思。乡村建设委员会要有“智库”的功能。“智库”有两个作用，一是对政府提建议，二是给乡村建设相关的商界提建议，但对商界要有偿服务，有偿服务不就搞活了吗？有可能的话，还要成立一个基金会，依附于“中国国际城市化发展战略研究委员会”，可以叫做“乡村建设”或“者乡村文化建设”基金会，这样才可持续。

　　我认为，城市化委员会能做大，就说明市场有需求。各个专业委员会一定要抓住社会各界的需求，满足了需求就能发展。但我们不能自己凭空创造需求，而要确实摸准需求。乡村建设到底有什么样的需求？我们该怎么满足？满足这些需求我们要做些什么工作？这是我们要认真考虑的。

　　吕志道：希望为中国乡村建设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永一格文化创意产业集团总裁、米兰世博会中国馆项目总指挥

　　我生于农村，在农村长大，读书在深圳，发展在北京，多年来一直对乡村文化、乡村建设，包括整个的农村发展都很有兴趣。我认为我们未来还是要回归到乡村，回归到大自然。现在我们的城镇化在大发展，而乡村才刚刚觉醒，有很多很美、很有历史的乡镇、村镇的自然环境等条件都非常好，我希望能够出一点力量，使局部某个地方的未来出现一些微小的改变。

　　我正在建设2015年米兰世博会的中国馆，我们是总包商。这一次米兰世博会的大主题是“给养地球：生命的能源”，中国馆的主题是“希望的田野，生命的源泉”。总体来说，这一期世博会是以农业、农村、农民和食品安全为主题的。我希望在中国馆中能够展现需要发展、需要保护的农村。实际上，根本还是要让人们的生活富裕起来，否则再好的环境也没有用。

　　我想，乡村建设专委会的工作还是要先务虚再务实。一开始的目标方向不太可能做得非常精细，通过一段时间的筹备、对接、交流、发展后，或许就能以小见大地找到方向——一件小事可能会映射出一个大的社会问题，怎么把这个问题解决好。随着城市化委员会的发展，未来可能会有更多更优秀、更想发展农村事业的朋友聚集到这里，为新农村建设、新农村保护和环境保护做一点事情。我们现在只是刚开始，应该以好的方面——比如“三农”、环保、食品安全等方向——为目的，最好能抓住今年政府对农业发展的重视来做工作。

　　牛见春：乡村建设专委会要为乡村需求提供支持

　　芬芳文化研究院院长

　　我前些年主要从事乡村文化工作，现在转向对中国社区转型、乡村社区和城镇社区关系方面的研究。十几年来做的工作都是微观的、研究性质的，所以也希望组织在相关问题上的研究性强一些。处在转型期的中国，无论乡村还是城市，杂乱的言论和伪问题太多。比如，农村的破败问题，其实农村没有破败，是农业社会在破败，因为农业社会是旧时代的形态，它在转型的过程中，尤其在公有制的背景下，农民权利问题、秩序规范问题很多。农业社会必然要瓦解，这是正常的。

　　再比如，公共问题与私人问题搞不清。实际上，公共的社会性工作怎么做？乡村的城镇化意义在哪里？为什么要城镇化？从村庄到社区是怎样一种转型方式？政府和民间各自承担什么责任？这是公共问题。私人问题是诸如“乡愁”之类，个人的“乡愁”不是社会问题。我们作为社会工作者，应该把这些问题搞清楚，知道公共问题应该关心什么。现在媒体充斥着关于乡村的个人问题的报道，而公共问题很少谈论。我的想法是，乡村建设专委会要在这方面多做一些实际的研究工作，不要掉进无端的争吵中。

　　对于党老师刚才讲到的需求问题，其实在今天乡村建设领域里面，存在各种各样的需求，但是很混乱。混乱在哪儿呢？基本上有这样几个特点：一是专职的不专业，比如许多社会公益组织的工作是专职性质，但是对于社会问题、公共治理问题、乡村建设问题等缺乏专业性质的研究；二是专业的不专职，缺乏与专职工作者的交流互动；第三种情况是最普遍的，就是不专业不专职。比如现在乡村和城市中有大量的自组织，自组织的存在是为了解决自己的一些问题，既不专职也不专业，就是不知道什么叫公共事务、什么叫私人权利，两者的边界在哪里。这些方面的需求是非常普遍的，作为一个专业委员会，要考虑从哪个角度能提供这种支持。

　　李松睿：让更多的城市人融入乡村

　　北京修实公益基金会新公益部部长、北京清润山水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

　　我家在城市，我是从城市走到乡村的。2008年全国食品安全大规模出现问题，我决定自己去种东西吃，于是来到内蒙古的第三大内陆湖“岱海”种葡萄，至今坚持了6年。闲暇时我常去村落里走，最开始感觉古旧村落是荒败没落、被人遗忘的地方，同时它也带给我美感的冲击。生活一段时间，接触到当地的老百姓后，我比原来更深入地了解了他们的生活状态，并发现了一些问题，比如环境问题、空巢老人问题、留守儿童问题等，于是我产生了一个想法，围绕“岱海”做了一个计划，叫“再生村落计划”，目的就是让这些村容村貌比较好、有一些文化的地方重获新生，让城市人融入乡村。

　　带着“再生村落计划”，我进入“北京修实公益基金会”，成立了“新公益部”。之所以叫“新公益部”，就是说公益不能按照传统的做法去做，而应该采用创新的方式。乡村有很好的农产品、环境、空气和食物，但是与城市的消费者距离太远，设计和创意资源欠缺。如何让乡村的美好进入我们的视野，被大家认可？我觉得要加强设计和市场营销，在工艺上要有创新，因为乡村有很多创新的空间。

　　“再生村落计划”涉及的领域比较多，比如生态、农业、人居环境、民俗文化等，目前我们从建筑开始。大家都知道，老百姓抛弃土坯房子，这是社会必然，但是这种房子从文化的角度来看是有价值的，所以我们以夯土建筑为出发点，设计了“一起盖土房”的活动，通过夯土建筑把城市人带到乡村。现在“岱海”旧村庄的遗址还是比较多的，我希望通过乡村建设专委会的平台对这样一些地区进行推广，让更多的人了解乡村。

　　何崴：乡村建设要兼顾多个层面

　　中央美术学院建筑学院副教授

　　我的主要工作是在中央美术学院建筑学院教书。我的学术背景比较复杂，本科是建筑学方向，硕士专业是城市规划，博士属于艺术设计学，相当于跨了三个领域。这些年我一边教书，一边作一些艺术创作，也做了一些研究性和实践性的工作。我一直对中国的乡村问题有兴趣，所以近年来也从事了一些这方面的工作。大家知道，艺术院校有一个传统，我们叫“下乡”，就是带着学生到乡间去采风，另外就是，采风的成果要通过展览的方式呈现出来，向公众做推广。近年来，我们一直关注以福建土楼为例的乡土建筑和文化研究，也在国内外做了5—6次展览。

　　2013年，我们参与了一个关于乡村的公益建设项目。在大别山的一个小村落里，我们把文革时期的一个仓库改成有展示功能的小博物馆、村民活动中心和餐厅。这是一个通过设计来帮助弱势群体的案例。出乎我们意料的是，这个项目的社会反响特别好，还拿到了WA中国建筑奖。
如今从中央到地方都在提“美丽乡村”，我们也在从事这方面的工作，也因此和李松睿老师相识。现在我们正在筹备一个岱海的“村庄再生”计划，地点在内蒙“岱海”的一个村子。村庄非常美丽宁静，我们希望我们的到来能为村庄注入新的活力。

　　我是做设计工作的，工作内容以实际操作为主。在农村建设问题上，我觉得农村问题不是单纯的形态问题，也不是单纯的经济问题。产业的重塑——重新让农民找到经济的来源；村庄形态的保护——尤其是很多传统村落形态的保护；以及文化的传承等，这些都是一体的。我认为，形态的重塑绝对不是农村工作的开始，更不是农村工作的结束。所以，如果乡村建设专委会的工作能兼顾到农村的建筑、产业、文化、生态等不同层面，就很理想了。

　　鲍克：“小是美的”

　　北京住总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济师

　　我自己做城市建设的感受，包括开发区工作的实际体验，深感中国30年城市化进程的速度加快，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园区载体城市化的“核”。从80年代十几个国家级开发区承接全球化时代的产业转移，到90年代的高新区内资创业潮，2000年朱基后期，成千上万次复制扩散，城市化加速了。各类园区提供了就业，提供了税收，有了工厂也就有了社区，连片之后就变成了城市。与之相伴，周边乡村消失了。分税制和增值税改革，也客观上加速了城市化硬件扩张，园区是城市现象，土地财政逼迫地方加速生产载体。可以说，中国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和乡村问题是捆在一块儿的。这个过程还远没有结束。我们在园区投入了过多的资源，国家、省、市、县都有级别不同的园区，城市化的“核”太多了，总量上稀释了企业，没有足够的人做主体了。载体过剩，主体稀缺。

　　与之相反的是，乡村重建刚开始。人们怀念经典乡村田园。现代意义的城市仅仅是历史瞬间现象，城市生活成为主流实在违反人性。几十亿年的地球，两百年内在资本框架之下形成了城市群，承载了人类的大多数。城市作为资本的工具，作用是降低交易成本。中国的城市化也大同小异，自近代始，加速于改革开放，短短几十年城市化率从百分之十几到百分之五十几，很快将达到百分之七八十，甚至更高。恐怕最后乡村人口会只剩下一亿人，甚至几千万人而已。

　　在这样的框架下考虑乡村建设，相当于站在城市的角度看乡村。三农问题，包括乡村建设，就是所谓的大农业、大旅游、新农村，还是在传统资本体系之内，其逻辑是要效率、要投入产出、要机械化、要技术、要脱贫……形形色色的农庄、农园、休闲、旅游、养老等所谓的乡村建设新业态，还是在公路、超市、物流，以及资本劳动土地等经济学语境中的。科学理性主导地球300年，在城市化的现代性背景下，世界各国重构了乡村化。中国的“三农”问题及其政策仍然在这个框架之中。

　　一个全新时代的诞生了——人类几百万年经历的供给与需求的矛盾，因为技术革命而接近终结。80年前，凯恩斯与哈耶克辩论时曾经预言：“百年之内，由于生产力的提高，人类社会可能不再为生存物资奋斗，少数人工作可以满足全社会消费需求，伦理和政治结构因此而丧失价值基础，我对此深感恐惧!”这个时代其实已经来了，几个手机公司可以供应世界，几大钢城已经产能过剩，绿色革命消灭了绝大多数的农民。技术进步很快，10%的人工作，可以养活几个地球的人口。在传统主流伦理下，我们过度消费、生产，残酷竞争，频繁废弃。即使如此，城市生产体系也不能满足富余的劳动力价值型安置，高就业比例的服务业，包括新型的慈善、NGO、小剧场、宅男女，旅行族……这些成了新的服务业“就业”领域，提供人们生存的价值感，并快速在世界范围内蔓延，为尴尬的主流伦理生存下去提供避难所。奢侈、高档、浪费逐渐丧失评价地位，新的稀缺“产品”成了评价、认可和意义。

　　这是历史上没有过的。但是中国很幸运，因为城市化比欧美晚一百年。今天，我们可以提供给农业乡村一个机会，乡村也给人类一个再生的机会。这个机会不是现代的也不是资本的，而是技术革命提供的，是后现代的。未来的社会价值：慢是雅德、自然高尚、“小是美的”！乡村优势会凸现出来。同时“小是可持续的”，“古典东方乡村慧”与“现代科学城市能”平起平坐的历史机会降临了。

　　机缘巧合，天赐了柔软的工具——“移动互联”。它消灭了交易成本的空间概念，可能砸碎过去所有的资本体系安排。人类也会因此找到生活全新价值。这种柔性，让世界很扁、很平、很快，同时能让政治很圆、空间变近、时间极短。所以我建议，乡村建设专委会和“智慧社区”结合，“智慧社区”与乡村的广大区域是天赐良缘。基站将远超水电能源，成为更为必须的基础设施。结合会产生多样性，随之也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模式。我们不见得一定要推广，推广是规模化的旧理念。

　　乡村建设应该是有机的。“小是美的”，丰富多彩是一个自然性。

　　蔡义鸿：各个专委会之间要形成良动

　　中国国际城市化发展战略研究委员会秘书长、城市化杂志社社长

　　首先感谢大家百忙之中前来参加筹备会。这次筹备会规模很小，但是规格很高，因为我们关心的是中国的乡村建设。中国的乡建是最难的，也是最有魅力的。今天的会议有一个历史使命，就是通过这次筹备会，组建城市化委员会乡村建设专委会。参与其中的人员，大家的工作共同围绕乡村建设进行，人才有交叉，工作各有特点。我期待通过大家的互动交流，做点接地气的事，举办与中国乡村建设有关的论坛。

　　对于当下的中国，城市要怎样建得更像城市，农村要怎样建得更像农村，这可能是我们城市化委员会这个民间组织，或者说作为“智库”的一个使命吧。鲍克老师讲到，“网络化”使农村可能实现“小而美”，我也曾经梦想过。对于我们城市化委员会平台的建设来讲，怎样实现“智慧社区专委会”、“社会建设专委会”、“国际交流专委会”等与“乡村建设专委会”的良动？我觉得鲍老师讲的“扁平化”给我一个很好的启示，那就是通过网络实现各个专委会之间的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