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国英：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宏观室室主任;中国国际城市化发展战略研究委员会专家委员。

　　新近有消息披露，中央领导人主持了城市规划座谈会。会议传递的信息，是今后国家要更加重视城市规划、建造，克服目前存在的各种中国式的“城市病”，让中国城市体现人性化的特征。这令人鼓舞。我们的城市的确弊端很多，再不加以克服，我们要付的代价就会更大。

　　在我们城市的多种缺陷中，一个大问题让人不吐不快。我们的城市太冰冷了，太不亲切了，导致这毛病的原因之一，便是我们城市不通透，城市内部缺乏开放性；城市小区内部其实也有交流的障碍。

　　城市内部区域足够的开放性，是城市魅力形成的重要条件。城市不应该是由一个个“土围子”构成。变化，是城市的重要特征，而促成变化的要素包括了人的阶层流动、城乡风景和物资流动、以及人在街道的活动、还有生活场景转换的可能等等。而流动性增加的前提是足够的开放度，在此，我们不得不对各种“大盘”表示质疑，即便是竭力完善配套的情况下，那也肯定不是真实的城市生活。

　　我们不希望中国是一个“围墙社会”。把建筑物，把社区，甚至把村庄用大墙围起来，是中国的“特色”，但中国特色不美好。在伦敦，从唐宁街5号首相府到白金汉宫之间有一片园林地带，估计和北京的中南海加北海公园一般大小。这片地方没有围墙，唐宁街5号也没有围墙。白金汉宫是有围墙的；围墙大概是一种旧时代王权的象征。但白金汉宫的围墙只是局限在王室建筑的四周，范围并不很大，且有一些金属栏杆，不妨碍游人观赏里边的大体景观。王宫的仪仗队在宫外也有活动，可满足游人的观赏需要。因为王宫的包围和守护并不是戒备森严，所以不时有窃贼或好事之徒溜进王宫的消息见诸报端。对于英国王宫很显自律精神的围墙，似乎让英国人满意，没有听说什么人或什么团体要求拆除这围墙。但我相信，如果唐宁街5号也给自己添加一堵围墙，十有八九不会成功。这里有英国人很微妙的“建筑政治”：那片园林不能圈起来，首相府也不能圈起来，因为那涉及到了公共利益。但王宫可以圈起来，因为它大体象征了人们对旧时代的回忆。允许王室成员们在围墙里生活，还因为王室成员们的行为不仅受英国法律的约束，而且他们大体还有比较强的自律精神。唐宁街5号拿什么做交换，让英国人同意他们圈起一堵围墙？好像拿不出什么来。

　　中国人骨子里喜欢围墙么？似乎也不尽然。古代的围墙与战争防御有关，区别是欧洲人多把墙和墙与建筑主体统一起来，形成城堡，而中国人把墙的功能推到极端，使墙成为“长城”。墙没有观赏价值，除非它变成长城；但城堡如果建造得好就有了观赏性。现代社会的围墙不再具有军事功能，可中国人为什么还喜欢圈墙？这似乎是令人费解的事情。仔细想想，也不奇怪。中国的墙有了另一种功能，就是圈占公地。公地不见得都有值得侵占的价值，例如国家所有的沙漠荒原，但如果公地一旦有了创造财富的价值，便受人觊觎。在公地上把墙圈起来，其实是建立一种排他性权利，想把公地变为准私有土地。这种心理放大以后，一个社区的人们也会有集体圈墙意识，用大墙把自己围起来。因为普遍地圈墙，中国城市的“街区”（block）便很大，于是，城市发生“毛细血管不通”的交通问题，于是就堵车，就有了雾霾，就把一个中国搞到灰蒙蒙的程度。

　　如果限制公地的范围，反倒人们不必圈墙。在现代和平时期，人们有足够的技术划定私有土地边界，用圈墙的办法维护产权实在是“负和”行为，于是，大家便不去圈墙。欧美的哪一个大学圈了围墙？但我们的北大、清华却是圈了围墙的；我们的武汉大学干脆在樱花盛开的时节卖起了门票。这样的文明高地尚且如此，其他地方还有不圈围墙的理由么？

　　安全也不是圈墙的理由。一堵围墙能防得住盗贼？没有人会相信这个。除过京畿重地少许机构，其他各类官民建筑，都没有必要那圈墙来防止盗贼。

　　城市被分割为种种小区以后，小区内部并不见得有多少亲和力。动辄数十层高度的楼房，即使楼间距比较大，但楼房居民彼此却过于靠近，通常突破了心理上的“安全距离”，于是，人们之间的关系就紧张，就彼此戒备，负面情感更容易随时启动。所以，居住高层楼房的居民彼此之间通常互相不留电话，更不互相走动。有人以为城市居民天然冷漠，其实这种冷漠是居住方式造成的。

　　要让城市居民的楼房高度降下来，可以把某些公共建筑的高度升上去。一个城市的CBD可以拥有高层建筑，甚至让CBD展示城市的公共建筑风采，但城市不能到处都是CBD。城市的更多街区不应该挺起高层建筑。只要城市土地利用规划合理，这个调整并不需要占用额外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