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化的成功来自于市场经济，城市化的进程则在于公共经济。因为城市是一系列公共设施、公共服务、公共政策投入的结果，没有公共经济和政府的努力，不可能实现珠三角的再城市化；再城市化的实质，是公共经济的改革。

　　北带头的顺德新一轮崛起，不是表现在工业化，而是表现在城市化；不是市场经济改革，而是公共经济的改革。公共经济是这一轮改革的指向。发生在顺德北的这一场由工业设计引来的蝶变，与顺德以往的改革不同。乡镇企业、放权搞活、产权改革是市场经济的改革，而建工业设计城，是政府做产业与空间规划、政府投入资金与政策、政府遴选运营商采购服务的系统工程。

　　政府改革

　　城市化要求政府超越自己，率先转型。产权改革之后，政府从市场中退了出来，企业在市场上大展身手。短短的十多年，以美的、格兰仕、碧桂园为代表的顺德企业，迅速成长，不仅在国内制造业和房地产业大显威风，而且向着国际化的跨国公司迈进。政府从市场上退下来之后，认真地做好服务，也成为企业最好的服务员。曾任南海区委书记、对珠三角有着深入了解的刘海，来到顺德不久便深深感到，顺德政府对于企业服务是相当到位的。

　　正由于顺德政府的最先转型，因此也就最先尝到转型后的滋味。市场经济上的不干预，并不等于公共经济上的高效公平。小政府不等于优政府。当顺德要从工业化跃升到城市化的时候，政府内部的体制损耗就水落石出了。大部制，于是提上日程。

　　一个拥有名企的专业镇的发展，仅凭名企单兵突进、政府做被动的服务？还是企业长驱直入的同时，政府也积极地把握先机，与企业相互配合相互促进？世界范围来看，名企带小镇的模式非常普遍，例如沃尔玛总部设在小城本顿维尔、松下总部落户小城门真。在那里企业文化融入城市文化，政府低调地处于企业身后默默地为企业做好服务。应当说，改革开放以来北的政府就扮演着这样一个“小政府”的角色，低调而积极地为企业服务，为企业在市场中的拼搏让出广阔的空间。这种风格在产权改革中表现得淋漓尽致。没有这样的政府，难以想象会产生美的和碧桂园这样的优秀企业，一个镇可以养出这样的“大鱼”。

　　然而今天，当时代需要转型的时候，政府需要率先转型，从跟在企业身后做好服务，转而站在企业前面开辟新路，积极主动地投入政府资源去做一家一户企业难以打造的城市环境。政府与企业的关系相得益彰，相互促进，这恰恰是转型期应当呈现的局面。

　　政府投入

　　公共经济就要政府出手。从“微笑曲线”看，处于两端的“科技研发”和“设计创新”，都非一家一户企业能够推动，需要国家从长远战略出发做出投入。德国、日本、韩国等都是这样做的。从中国看，“微笑曲线”的“左端”有国家强力的投入，建设科学院、工程院、科技部、各省市的科技厅和科技局，以每年大量的科技预算做保证。但是在“微笑曲线”的“右端”，则没有任何财政投入和制度保障。要等到国家将微笑曲线另一端的投入机制建立起来，需要做牵一发动全身的体制重建。需要旷日持久的争取、论证和等待。现在，顺德一个区、北一个镇，要以天下为已任，在省市政府的首肯与支持之下，开始“越权”承担起一个远大的使命。

　　在产业升级过程中，为了扶持分散、弱小的工业设计企业，营造一个工业设计城，顺德区与北镇共同投入财政资金，把一家一户制造企业做不了做不好的事情担当下来，面向未来，推动工业设计的发展。

　　有报道说，为了打通顺德与周边的交通，融入珠三角大交通网络，近三年来包括国家与省市的投入，顺德在交通建设的投资上超过了350亿元。同时，启动了德胜河一河两岸建设，打造“南方智谷”。这些都是一家一户企业难以问津，关系区域整体品位的公共经济的重大工程。

　　顺德区与北镇联合推进省区共建的“广东工业设计城”，以政府投资设立工业设计集聚区的方式，有力地推进工业设计在顺德的发展。同时也要看到，建立完整的工业设计数据库、先进的用户体验中心、国际化的工业设计人才培养基地等基础性的投入，是一镇甚至一区财力难以承担的。下一步需要争取省里和国家的财政支持，犹如对于各种国家科研院所和工程研究中心的支持一样，支持广东工业设计城开展基础性的建设，使广东工业设计城成为顺德和珠三角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强大支撑，为制造业可持续的发展源源不断地提供新的动力。
政府间合作

　　　政府间合作

　　“省区共建”是这一轮转变的新事物。“省”里的部门与“区”之间虽说有行政级别的上下区别，却并没有直接的领导隶属关系。省区共建更象是一种伙伴关系，一种“多中心地方公共治理”下的相互信任、相互支持、资源互补、齐心协力的关系。

　　这一次顺德不再是只做不说，而是边干边说。不再是关起门来谢绝记者谢绝学者，而是打开大门，争取省里市里和国家各部委的支持。因为，工业设计行业的能力提升不仅仅是北的事情，这是顺德的公益品，广东的公益品，中国的公益品。北是工业化的先行者，最需要工业设计来提升制造业的水准，但国家更需要工业设计，把中国制造提升到中国创造，因此必须获得省里国家各部委的支持。这一次，顺德在北搞工业设计，争取到了“省区共建”的平台。

　　结语：顺德蝶变的中国含义

　　无论汪洋新政还是北的新名片，都是在通过实际行动践行“转变发展方式”，这与中国所处的大时代是一脉相承的。早在1995年，中央就提出“转变增长方式”，而时至今日，在“十一五”结束，“十二五”即将开局之时，人们发现，转型之路依然任重道远。“转变发展方式”虽针对经济问题提出，但在实践中却必须全面系统。从过去30年的单纯工业化转向下一个30年的全面城市化，转变的不仅是见物不见人的经济，假如仅仅从经济指标上看转变，依然“以人为器”的话，转变不过是经济转变。但更为深层的问题在于，在结构失衡、产业失调的背后，是“人”的失落。因此，“转变发展方式”对于下一个30年的中国城市化而言，就是要坚持“以人为本”的城市化。

　　从全国的角度来看，改革开放第一个30年过去了，在留下巨大的成绩与骄傲的同时，也留下了深刻的缺憾。顺德前进中产生的疑惑，可能恰恰是这些缺憾的一个缩影。如果说改革开放30年有什么需要总结的教训的话，那应当是缺少对于建设城市的自觉。如果将时间轴线拉长到200年，我们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在19世纪中叶那一轮先是被动后是主动的城市化过程中，在中国的沿海沿江地带长出了数十座优秀的城市，而在当下这一轮的主动开放中，新生的城市似乎只有深圳和珠海两座。当然一座城市或多或少需要经历工业化的过程、需要完成工业化的积累，但单纯的工业化并不必然派生一座城市，或者说，没有工业化城市长不大，只有工业化城市没文化。

　　工业化和城市化是世界各国在发展中都要面对的两个问题，理想的状况当然是两者有机协调发展，但在现实中，却往往出现困扰各国的“过度工业化”或“过度城市化”问题。中国没有出现印度、巴西、阿根廷等国的“过度城市化”问题。过于庞大的人口进入城市，但城市的就业岗位有限，造成大量城市贫民和形成大量的城市贫民区。从一开始，中国就在积极推动工业化的发展，这实际上能为地方提供大量的就业岗位和就业机会，人口随之向其汇聚，但却是劳动力进城，人未进城。在二元结构下工业化与城市化形成了张力。但是未来，一个工业化的中国，能否城市化，决定了中国的和谐与世界的和谐。“可怕的”顺德人，是否在这次大转型中间要给我们上演一幕城市化的华彩乐章，来示范给中国各地的工业城镇，示范给中国所有的百强县、百强镇，从而在改革开放第二个30年里培育出千百个富有个性的魅力的产业新城，让产业升级拥有新载体，让众多白领拥有乐业安居之地，让城市化后的中国城乡真正成为国人温馨的家园，为世界贡献一个和谐城市化的中国样本呢？（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