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行者必然最先遇到障碍,不是特区的顺德却胜似特区,因为先行,所以不断地先期尝到改革的滋味。1987年,顺德率先对乡镇企业放开搞活,因此率先遇到产权不清的矛盾。20世纪末率先建成了一镇一品的工业重镇,也就率先尝到了半城市化的苦涩。
“可怕”之处何在?
但是顺德总是表现出它的“可怕”,“可怕”之处何在?执著而乐观:这是一群生于斯长于斯的人,为了建设一个美好的家园,他们敢想,敢于面对矛盾和困难。因为是为自己的家园着想,他们不大顾及条条框框的约束。在中国其他地方,从政的人信服“谁大听谁的”,但顺德会较真儿,会认死理。认死理儿就难免会撞墙,可是在顺德,你很少听到干部和企业家发牢骚,顺德人看准了的事就会埋头去干,哪怕顶着政治风险。据说在1993年产权改革的时候,顺德市委常委会的会议记录,只有集体决定,不记个人意见。开大会前先清场,一防记者、二防学者。这样的团结一心,求一个人间正道的大无畏精神,是何等可贵。勇于和高手过招:顺德人心中无私所以办事无畏。在中国与新加坡还没有建交的20世纪80年代里,中国人凭签证只能在新加坡一次呆24小时的时候,顺德的地方官可以大胆地问新加坡来访的首脑:“吴总理,我们可不可以来新加坡考察”?
勇于“吃螃蟹”:只要是认准了的事,有利于发展经济的事,顺德人就想去试,就想去干。例如产权改革,在顺德人看来是舍此无他的唯一正道,在外人看来是犯了大忌的事。顺德人没有那么多的禁忌,是天生的思想解放派。顺德是一个乡土社会,但行事的风格具有企业家精神,什么事情看准了干起来再说。按照学者的习惯,凡事先要想周全,“预则立”。但是企业家不同,看准了大方向就干起来,进一步才会海阔天高,才会知道背后的问题,才会继续解决新的问题,事业也就在不断解决新问题中深化发展。积极的谦虚:顺德人为人随和,但是随和的背后是主见;顺德人行事低调,但低调之中干大事、干成事。顺德人的谦虚是一种包容的表现,自信的表现。只有和顺德人打交道长了,方能体会到顺德人那种积极的谦虚,是一种多么好的心态。
创新的务实:顺德人不善言辞,特别是当讲普通话的时候,顺德人会因为发音不准而显得特别讷于言,其实,顺德人思维敏捷,会迅速把握事情的关键。北方人所说的“忽悠”在顺德人面前都难奏效,顺德人认准的事,也是九牛拉不回。顺德的务实并非守旧,在顺德的文化中有一种看似矛盾的现象,用一位顺德干部的话说就是:“积极而谦虚,创新而务实”。
彷徨之后的再次发力:顺德的“可怕”还体现在,当每一次短暂的驻足和彷徨后又能顺势而为,找到新的方向和动力。快速的工业化不仅为顺德奠定了雄厚的经济基础,而且孕育了无数“顺德制造”的知名企业。这一切在时任佛山市常务副市长、顺德区委书记(兼)陈云贤看来,无疑是天赐良机。作为广东金融证券领域的研究者和实践者,陈云贤到珠三角制造业聚集的佛山任职工作,这种安排本身就为顺德发展提供了重要契机。
在某种意义上,陈云贤主政顺德给本地带来的最为重要的就是“资本经营”的意识和理念,顺德也是他提出的“政府超前引领服务”的发源地。在“郎顾之争”最激烈的2004年10月,陈云贤义无反顾地推动顺德企业的上市工作。对于资本运作概念较为陌生的本地民营企业来说,闯进资本市场的大海,是一次洗礼和新生。2007年4月,碧桂园在香港挂牌上市,年度中国首富花落碧桂园大股东杨惠妍。顺德神话在陈云贤这位“资本书记”的助推下得以继续书写和演绎。顺德人就是这样的一个聪明、机智、率真、包容的民系。
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城市化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发现,与顺德人交往的时间越长,对顺德的疑问也就越多。这是一方令人好奇、激发探究欲望的水土。说是顺德人“可怕”,不如说顺德人可爱,可敬。说顺德人“可怕”的时候,我们在自责,为什么我们也人活一世,做不到顺德人那么“可怕”?说顺德人“可怕”的我们,应当为自己的世故、畏难、为逃避寻找遁词而感到羞愧。假如有一天,中国人都活得像顺德人那样从容、乐天、积极达观,顺德人就不显得格外的“可怕”了。
在回顾和总结改革开放30年尤其是珠江三角洲地区辉煌成绩和成功经验的时候,谁也无法撇开珠江口西岸的顺德。从2000—2003年,顺德一直蝉联全国百强县的榜首,成为中国各地县域经济的模范和标杆。2006年,顺德的GDP超过1000亿元,成为中国首个GDP超过1000亿元的县级行政单位,比同年的西藏、青海、甘肃、宁夏、海南等省级单位还要高。顺德的成功,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重要的一点是发展工业经济。在缺少深圳、珠海等经济特区优惠政策的情况下,顺德充分利用自身的各种优势和条件,凭借顺德人敢为天下先的勇气和魄力、开放务实的革新态度、扎实苦干的创业精神,闯出了一条中国乡村工业化的成功道路,完成了从传统农业地区向现代工业制造业重镇的蜕变。
与珠江东岸通过国家力量推动建立的深圳特区有所不同,珠江西岸的顺德虽然同样“先行一步”,但却自始至终带有浓厚的“草根”气息,这是一种难得的活力。改革开放30年,顺德并不像深圳那样获得一次又一次来自国家层面的政策倾斜,而是通过一次次自下而上的民间变革完成了一次次的自我提升和再造,遵循市场的起伏而变化,创造了工业化发展史上的奇迹。当固若金汤的计划经济壁垒由于种种原因被划开了一条缝隙,积蓄良久的发展冲动被立刻激发,迅速蔓延并一发不可收拾。
著名经济学家高尚全说:“如果说中国农村改革的代表是安徽小岗村,那么很多人可能想不到,中国企业改革的代表其实是广东顺德!”产权改革中颇有争议的口号“靓女先嫁”就是顺德人发明和叫响的,现在看来已经习以为常的体制,在当时的时代语境下可是冒着极大的政治风险,尤其是涉及国有资产流失这样“上纲上线”的重大问题,没有十足的勇气和信心以及行之有效的智慧策略,很难取得预期的效果。关于国有资产是否流失的问题,顺德一位当年经历过产权改革的干部认为,“事情需要辩证来看,看似私有化的过程,实际上整个社会的资产和财富并没有减少,只是改变为另外一种存在形式,产权界定清晰以后,企业的权责利更加明确了,有了进一步做大做强的可能性,但在那之前的情况是企业盈利了算自己的,亏损了由政府承担,这样根本无法长久维持”。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曾两度亲临顺德视察。1992年1月29日,邓小平南巡视察到顺德时,提出了“发展才是硬道理”的著名论断。他强调说,“不发展民族工业,外国人就会欺负我们,发展才是硬道理,中国穷了几千年,再穷下去就没有地位了,不改革就死路一条”。顺德人的“不安分”与邓小平在当时倡导的“思想要更解放一些,胆子要更大一些,步子要更快一些”形成了暗合。
工业化的急先锋
北滘是珠三角乡村工业化的急先锋。在国内,北滘的名气肯定没有美的和碧桂园响亮,一般人也很难知晓三者的关系。但就是顺德的这个小镇,成就了上面两个如雷贯耳的企业和品牌。其实在顺德众多镇街中,北滘的表现从一开始就与众不同。美国哈佛大学著名中国问题专家傅高义在他描述改革头十年的著作《先行一步:改革中的广东》中写道,“顺德县在省内以其乡镇企业的成功而闻名,可以作为说明乡镇企业发展的范例。顺德县的所有14个镇在80年代中期都比较繁荣,又以北滘镇的企业办得成功。
1987年,北滘镇拥有7.5万人口,其中5.8万人住在农村。另有1.5万工业工人,其中约有1.1万人在镇政府所在地做工,另外4000人分布在镇内19个乡的企业中”。顺德人用“摇头摆尾”形容他们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的产业状况,所谓“摇头摆尾”是对电风扇和塘鱼形象化的说法。北滘的白色家电产业就是从这摇头的电风扇开始逐步发展壮大的。
当时,北滘被称作“风扇城”,那里出现了众多从事风扇生产的社队企业,其中最早和最有名的是成立于1978年的北滘裕华电风扇厂,早在1975年,裕华电风扇厂的前身北滘电器塑料厂,就试制成功梅花牌9英寸金属台扇。裕华的老板区鉴泉也属于顺德那种“不安分”的人,在当时可谓改革初期的弄潮儿,十足的传奇人物。在林德荣的《可怕的顺德:一个县域的中国价值》一书中也有这样一段记录:据说,在1984年,区鉴泉就拿着一台由塑料代替钢材、叫“鸿运扇”的新式电风扇找到当时的顺德县商业局,要求帮助销售。商业局向区鉴泉要了6台这样的“鸿运扇”,派出销售员分赴全国各大城市推销。区鉴泉拿着商业局给的75万元现金去开发“鸿运扇”模具,迅速组织生产,市场齐声叫好。到1987年,裕华电风扇厂的产值已经过亿元,坐上了中国乡镇企业的第一把交椅。在这一年评出的全国百位优秀农民企业家名单中,区鉴泉的名字赫然排在第一。
那时的美的虽然也初具规模,但远不及裕华那样声名远播。美的最早也是脱胎于北漂一家社队企业,是何享健带领23人在1968年集资5000元成立的,从1981年11月开始改名为顺德县美的风扇厂,开始生产台扇。谁也无法想象这样一个社队小厂日后能够成长为中国最大的小家电制造企业。到1991年,整个顺德已经拥有了21家规模电风扇厂,产值将近19个亿,销量占国内市场的25%、美国市场的30%、加拿大市场的60%。成为全国名副其实的电风扇制造基地。
从裕华和美的的起步看,北滘乡村工业化的过程也与乡镇(社队)企业的发展密切相关,本地乡镇(社队)企业在乡村工业化的过程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一般而言,传统农业地区发展工业除了需要具备一定的基础和条件外,比如大量农业富余劳动力、适合工业发展的土地、外部的市场需求等,其他政策性因素或者说基层政府的态度和行为就显得尤其重要,特别是在乡镇(社队)企业发展起步的早期。试想如果没有商业局的75万元作为“鸿运扇”模具的开发费,也许就不会有裕华的辉煌。北滘早期的社队企业如果没有基层政府“红顶子”的保护,也许只是昙花一现,也就不可能成就美的这样日后中国白色家电领域的龙头企业。傅高义也认为,“小珠三角洲地区的基层干部大多在邻近香港的本地生长,懂得如何利用广东的开放政策,并且他们对自己的小社会有共同的认识,对历史有共同的了解,对未来有着共同的责任”。
北滘于1959年从陈村、沙两社划分出来并组建人民公社;1983年12月改设区公所;1987年2月撤区设镇。建制以来,北滘人凭借艰苦奋斗、敢为天下先的精神,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在改革开放大办工业、成为家电重镇之前,北滘也和全国许多乡村一样从事着传统农业生产。据查,1962年北滘工农业总产值仅为836万元,其中工业产值为225万元,不足农业产值的一半。在“以粮为纲”的六七十年代,作为顺德重要粮食产区的北滘,也曾为国家、为顺德作出过重大的贡献,每年上交粮食1100万斤,占当时顺德上交粮食任务的三分之一。北滘工业的起步大约可以追溯到1978年,这一年全镇的工农业总产值3833万元,其中工业仅占45%,也是这一年裕华生产出第一台九时电风扇。到1985年,北滘工农业总产值达到3.4亿元,其中工业所占比例上升至85%。在改革开放30年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北滘积极主动,充分利用各种资源,成效明显,经济发展居整个顺德前列。
现代地方经济的运营,不仅需要勇气更需要谋略。顺德能够在短短30年时间里,成为全国乃至世界重要的白色家电、家具、燃气具和日用品生产基地,除了“先行一步”的魄力外,还与其能够因地制宜、量体裁衣地选择适合自身发展的主导产业息息相关。顺德的特别之处还在于,在其县域内并没有“规划”什么主导产业,而是以各个镇街为主体,充分发挥它们的自主性和尊重它们彼此的差异性,在顺德逐步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一镇一品”格局。30年后的今天,顺德的各个镇街都承担着与自身行政身段不相称的经济体量。也许全世界没有多少人听过它们的名字,但由这些专业镇生产的各种商品却已经渗透到他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世界贸易的舞台因为中国专业镇的参与而显得异常丰富和多元。
顺德的镇域经济各具特色,呈现出工业强镇、商贸重镇和特色专业镇协调发展态势。2008年,顺德10个镇(街)中,有8个规模以上工业产值突破100亿元,其中容桂、北滘的规模以上工业产值超过1000亿元。9个镇(街道)被授予产业区域品牌,大良被授予“中华餐饮名镇”,伦教被授予“中国木工机械重镇”和“中国玻璃机械重镇”,陈村被授予“世界盆景赏石博览之都”、“中国花木之乡”和“中国机械装备工贸名镇”,北滘被授予“中国家电制造业重镇”,乐从被授予“中国家具商贸之都”、“中国塑料商贸之都”,龙江被授予“中国家具材料之都”、“中国家具制造重镇”和“中国塑料建材产业之都”,均安被授予“中国牛仔服装名镇”,勒流被授予“中国滑轨产业基地”、“中国铰链产业基地”和“中华美食名镇”,容桂被授予“中国家电模具城”和“中国品牌名镇”称号。在中国东南沿海,有数以百计像北滘这样的“小老虎”。
它们从市场中冲杀出来,从不尊奉计划经济下的产业布局,以“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气概,挑战国营企业工业与商贸业布局的一统天下。温州乐清的低压电器、河北白沟的箱包、义乌的小商品市场、南海西樵的布料市场、广东北滘和容桂的家用电器、乐从的世界最大家具市场、中国最大钢铁市场、广东最大的塑料市场,人们耳熟能详,但在这些专业镇中有多少成为有魅力有趣味的城市呢?毕竟车水马龙的生产基地与乐业宜居的小城之间还是有本质的区别。这些专业镇无一例外都是在工业化的大潮中,通过市场经济发展壮大起来的,而一座城市哪怕再小也有赖于公共经济的哺育和滋养。30年工业化形成的“一镇一品”能否在下一轮城市化的进程中再次出现?众多专业镇能否顺利涅为无数的魅力小城?这既是一个挑战,也是一次机缘。
城市化的落伍者
经过30年工业化的洗礼,顺德及其下属的各镇和各街道都更加感到这种粗放型的工业发展模式带来的诸多弊端:工业独大带来产业不均衡的结构性风险;传统制造业产品利润递减;快速工业化没能带动城市化的同步发展;资源环境的过度消耗导致的可持续发展危机等。当然这些问题都与顺德工业化进程如影相随,地方政府也在积极通过各种方法和手段加以应对和解决。但综观发达国家工业转型的历程,顺德的这一次转型升级不可能一蹴而就,同样需要经历一个长期的过程。鉴于顺德经济发展相对于中国整体平均状况具有的一定超前性,其眼下所面临的问题很可能成为其他后发展地区今后将要面临的问题,在此背景下,我们关注顺德及其镇街的局部性探索和努力则显得意义深远。因为这是中国城市化过程之中典型、鲜活而又艰难的一个标本案例。
虽然北滘镇在顺德乃至珠三角乡村工业化的过程中显得异常夺目,但如此迅速的工业化速度也给北滘带来了诸多“消化不良”——西方国家工业化的百年经历,顺德只用了大概20多年的时间,因此开篇提到的那些问题,作为乡村工业化的急先锋,北滘与它们更早地不期而遇。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城市化研究所课题组在为北滘做城市和产业发展战略咨询时,曾经指出“在集体经济和民营经济蓬勃发展、家电产业不断壮大、经济实力不断增强的背后,北滘经济发展存在‘三个畸大’的问题,即工业畸大、家电畸大、美的畸大”。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城市化研究所2007年提出的《北滘城市及产业发展策略报告》中分析道:
首先,第二产业占绝对主导地位,不管是总产值还是产值比重都在全区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根据顺德第一次经济普查数据,北滘地区生产总值居全区第三名,占全区地区生产总值的12.58%,仅次于容桂和大良两镇,其中第二产业增加值为846578万元,居全区第二名,仅次于容桂。从产业结构来看,第二产业在北滘的经济体量中居绝对的主导地位,2005年三次产业比为:2.2:79.2:18.6,第二产业的比重远远高于全区水平(62.1%),高出第二名伦教(77.9%)1.3个百分点。
其次,家电产业成为北滘最大的工业门类。家电重镇的地位决定了其在北滘工业门类中成为绝对的优势门类,自“中国家电制造业重镇”区域品牌落户北滘镇以来,“北滘家电”产业竞争力持续增强,并有效地带动周边产业如金属材料、机械装备等新兴产业迅速成长,进一步强化了家电在工业体系中的重要性。第三,在家电企业中,又以美的为龙头,造成单个企业独大、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局面。在2007年7月公布的广东工业50强名单中,美的以52l亿元的营业收入名列第七位,2006年,美的产值在北滘属地为460亿元,占本地工业总产值的60%左右。随着美的微波炉的扩容和美的总部在北滘新区的设立,无疑,“独大”局面仍将继续。从北滘当时的发展现状看,其经济存在一定的结构性风险,而从长远发展看,北滘面临“产业土地双重约束”,“服务功能明显滞后”等瓶颈。按照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产业发展在初级阶段缓慢壮大,到了加速阶段增速变快,在产业发展到了后期阶段,将迎来长时的平台期。家电行业也不例外,低附加值、劳动密集型的小家电生产正在或已经越过了加速阶段,进入低利润的后期阶段,在走向高附加值、技术和资本密集型的家电产业发展阶段之前,其对于北滘发展的动力依然存在,但是增速可能放缓,带动性将趋于“饱和”。而作为经济发展必备的土地要素,北滘也出现了捉襟见肘的问题。集约化水平低,后备资源不足严重制约了北滘未来的可持续发展。在北滘境内,除北滘工业区进行过合理规划,其他大量村集体工业区土地利用粗放,缺乏统一规划和长远考虑。
除此之外,第二产业独大也折射出北滘第三产业过小、城市服务功能明显滞后的尴尬。自1996年以来,北滘的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一直在20%左右徘徊,2005年也只有19%,不仅低于全区的平均水平(36%),更远远低于大良(71%)和乐从(6l%),仅比第三产业比重最低的伦教高两个百分点。在2007年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
圳)城市化研究所课题组实地调研过程发现,城市经济发展的滞后已对当地企业产生了不利影响。企业反映的主要问题有:
(1)居住环境不优,购物、娱乐、文化环境和实施匮乏;
(2)酒店设施不足,接待工作不得不放在大良(新世界、仙泉)、陈村(新君悦)、碧桂园度假村;
(3)由于“不方便”,很多客人不在当地停留;
(4)由于“不像城市”,每年“大假”后,一部分人“就没回来”。
从北滘城镇面貌给人们的直观感受看,这里只是一个放大了的生产车间,除了厂房还是厂房。从城镇形态看,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脱轨和时间错位,使得北滘城不像城、村不像村,城市的机理和功能并没有因为工业化而获得同步发育。与国内很多工业化地区相似,作为珠三角产业重镇,北滘的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的进程。作为体现城市经济特征的第三产业,在过去13年中比重呈下降趋势,以餐饮酒店、文化娱乐、旅游休闲、超市购物等的城市服务业发展明显滞后,伴随而来的是本地居住人群消费需求无法释放,城市缺乏其应有的活力。
城市化中落伍,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顺德在珠三角地区相对远离特大型都市。城市学者、四川大学教授何一民发现,小城市与周边大城市的关系通常经过“孤立”一“依附”一“共生”三个阶段。尽管自古以来顺德从水路可通达港澳广佛,但毕竟要假以时日;改革开放以来顺德赶上了国道经济,沿105和325两条国道崛起了两条工业化走廊;但是高速公路时代又把顺德甩出了快车道。直到2010年,改革开放第30个年头,顺德境内还没有一个高速公路的出人口。本书作者曾经从虎门大桥驱车顺德,沿途拍了不下20张路牌,没有一张标出顺德的方向,不识路的人怎么找得到顺德呢?远离特大型的都市,借不上大都市辐射之力,顺德便只能是“顺德之顺德”。这便使顺德处于一种“孤立”发展的状态。相比之下,东莞、南海发展酒店、会展、渡假村风牛水起,带有明显的“依附”特点。2011年,顺德的对外交通明显改变,从虎门大桥一路走高速,路牌上不仅标出了“顺德”,还标出了“陈村”和“北滘涪”。顺德能否意识到这种改变,主动融入广州、融入广佛大都市圈,从“孤立”跨过“依附”,走向“共生”,与广佛共同营造一个大都市圈,扮演好大都市圈内一连串富有特色的中小城市的角色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