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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1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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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10月，在北京国际城市论坛上出现了一件让人深思的事情，在当日评选出的“最有价值中国城市”中，除深圳之外，没有一个是改革开放以来出现的工业城市，而在改革开放头30年风光无限的百强县百强镇更是无一上榜。我们在经济取得高速发展之余不得不面对一个无奈的现实：虽然我们的百强县、百强镇有实力、有活力，但却没有魅力。快速的工业化与滞后的城市化形成巨大的张力，在社会发展中形成二元鸿沟，在城乡形态上造成大量“半城市化”地带。
改革开放30年，中国经济以年均10%的速度增长，创造了世界经济发展史上的奇迹。目前中国的谷物、肉类、棉花、花生、油菜籽、茶叶、水果等主要农产品产量世界第一，钢铁、煤炭、水泥、化肥、棉布等主要工业产品产量世界第一。但与此同时，中国的经济发展也付出了巨大的社会成本与代价。虽然中国的城市化在2010年已经达到46.69%，但与城市户籍口径依然有12个百分点的落差。也就是说，数以亿计的中国人背井离乡走进城市，但却依然没有被城市接纳，处于候鸟式的生活工作状态。
随之产生的困惑在于：为什么已经成为世界工厂的中国，人民的幸福指数并没有与经济增长同步提升？进入城市化加速阶段的中国，并没有得到世界的悦纳？现实的解释可能在于，城市化长期滞于后工业化，城乡二元结构没有被完全打破。深层次的忧患可能还在于，加速城市化可能使中国人在流动转型中面临失去“家”的危险。毋须多言，经济发展的最终目的还是以人为本，不断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和幸福感。但事实告诉我们，经济增长虽为基础和条件，但并不必然实现美好的愿景。当发展失去了精神的走向，未必会给人民带来幸福，未必会给世界带来福音。
曾几何时，中国以47%的城市化率步入加速城市化的中期阶段，从世界经验来看，时至今日，城市化已经再无退路。未来农村人口还将继续向城市地带转移。所不同的仅仅是当加速阶段结束的时候，我们得到的是一个如北欧那样的城乡经济共同发展、生态环境得到保护、社会健康和谐的城市化，还是如拉美那样劳动力集中到城市却大量失业、人口集中到城市却居住在贫民窟、或者像法国巴黎那样在郊区地带聚集大量失业人群而暴乱频发？中国，当其城市化高歌猛进之时已经出现了大城市过度拥挤、乡村凋敝、工业区的“半城市化”这三极困境。可以说这是三种“城市化病”。
大城市爆棚
北京、上海等一线大城市呈爆棚之势。人口聚集近两千万，城市向四周不断蔓延。尽管地铁的快速建设已经成网，但机动车数量的不断增加造成巨大的交通压力。北京2010年中秋前一天曾因一场小雨出现140条道路同时拥堵的“壮观”景象，上班族每天要将两三个小时甚至三四个小时消耗在路途上。大量集中人口产生的对住房的刚性需求也使大城市的房价水涨船高、居高不下。更有成千上万刚刚走出校园的毕业生，流连和徘徊在大城市的城乡结合部，形成规模庞大的“蚁族”。与此同时，更多的年轻人在逃离大城市。
乡村凋敝
在大城市“爆棚”的同时，中国的许多农村则是一派相反的景象：大量青壮劳动力外流使得乡村凋敝，空心村、空壳村、寡妇村，留守老人和留守儿童……乡村社会面临巨大危机。据不完全统计，今天中国在城市有2亿流动人口，在乡村有4700万留守老人，有不少于3000万的留守儿童，乡村的“386199”（留守妇女、留守儿童、留守老人）部队已使传统乡村社会面临解体的危机。
工业城镇的“半城市化”
在大城市与农村之间则产生了大量各种类型的“工业地带”。这类地方是改革开放以来各地工业化的发动机，或者在原有城市的郊区以特殊政策划出封闭管理的经开区、高新区、保税区、出口加工区；或者在远离大都市的县城和农村乡镇，通过市场神奇之手，无中生有地创造出市场经济的“一镇一品”，服装批发、箱包生产、小五金、小商品、家电、鞋帽、汽车配件……在展示了中国农民顽强的生命力、打拼精神，和聪明才智的同时，这些工业地带也渐渐地显出其共同的“病症”：主要表现为产业升级乏力，劳工“原子化”的生存方式，缺少与本地社会有效的交流，地区的综合竞争力和吸引力逐步弱化，2010年上半年发生的富士康悲剧已将这种“半城市化”地带可怕后果展现无余。
改革开放三十年，江浙、福建、广东等东部沿海地区凭借区位优势和政策优势，在工业化的道路上率先发力，一举成为先富起来的百强县和工业重镇。如果仅从经济指标方面衡量，江苏的昆山，浙江的温州、台州，福建的泉州等无疑都是中国县域经济的模范和榜样，成为各地努力学习和奋力追赶的目标。但这些地方又何尝不是面临与顺德同样的尴尬。乡村工业化地区严重滞后的城市化对产业发展的制约效应越来越明显，本地企业外迁，人才外流等情况越发严重。随着北京、上海、广州、杭州等中心城市功能的不断完善和辐射能力的进一步增强，其对资金、技术、产业、信息的汇聚作用将得到更大的体现，刚刚毕业走出校门的年轻人甘当“蚁族”也要“蜗居”在大城市，这些对于工业见长的省份地区究竟意味着什么？
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城市化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在福建调研时听说过一个故事，泉州一家本地企业因为发展需要将部分机构迁到厦门，他们以厦门公司的名义招聘了一名具有海外留学背景的女性高级管理人员。为了能留住这名高管，公司尽量含糊工作地点，但在从机场往泉州的路上，这名女海归知道了未来的工作地点将在一个镇上，她当即打道回府。在与该公司老总的电话里，女海归说，“我还想嫁人呢”。企业负责人有些无奈地说，“这怪不得别人，是我们自己的问题”。
不可否认，百强县（镇）不仅对国家经济发展做出了自身独特的贡献，而且也为当地民营企业的起步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支持土壤。但随着民营企业的做大做强，百强县所能提供的支持已经开始捉襟见肘。一方面，本地工业发展用地越来越少，企业扩大生产规模难以在本地完成；另一方面，百强县虽然经济总量大，但并没有形成与之体量相协调的城市服务功能，无法吸引企业所需的中高级技术和管理人才。虽然百强县（镇）的经济指标例如GDP让很多人叹为观止，但只要对其三次产业的结构稍加分析，就会发现辉煌背后的失衡。我们选取了2009年顺德、南海、东莞、昆山、乐清、长沙等东部和中部百强县（镇），通过比较他们的三次产业比发现，除了东莞第三产业增加值（1976.5亿元）略高于第二产业增加值（1771.77亿元）外，其他百强县均是二产独大，所谓百强县更多的是指高度工业化的地区，而不是功能完善、对高端人才拥有吸引力的城市。
但是，有多少开发区、工业镇在反思脚下正在走着的路？
谁是珠三角的“新泽西”？
美国的新泽西州，北有纽约、南有费城两个大都会。处在广州和香港之间的珠三角中部地带的东莞、顺德、中山等地，从地理格局看，与美国的新泽西非常相似。新泽西城市发展的特点是：1、曾为第二产业为主的工业地带；2、没有中心城市，而是由大量小城市结成的城市网络；3、在纽约和费城扩张膨胀的时候，出现了接受辐射的机遇，最直接的就是成为纽约和费城的“卧城”。如今的番禺已经出现了大量的楼盘，在一定程度上成了广州的“卧城”。不过，新泽西的特别之处还在于它同时已经成为“研发之州”、“教育之州”，当年的重化工业集聚地，如今的“花园之州”。
新泽西的经验在于利用独特的区位条件，在两大都市的“合围”中重新树立了城市定位和城市理想，采取积极有效的策略，成功实现了区域的转型提升。
谁是珠三角的“巴黎郊区”？
发生于2005年的法国巴黎郊区骚乱，看似一起由偶然事件引发的群体事件，但却有着极其深刻的社会文化原因。大量北非和穆斯林的一代移民和二代移民长期居住在巴黎的郊区地带，长期徘徊在主流社会的边缘，无法获得应有的认同和接纳。巴黎郊区也因此成为大量社会矛盾、社会冲突的滋生地和蔓延地。作为“世界工厂”的珠三角地区，聚集了成千上万从全国各地奔赴而来的打工者，他们付出了劳动和青春，但却没有获得应有的市民待遇。今后的珠三角还可能是无数打工者的向往地，但与第一代打工者相比，他们的子女已经基本丧失了返回乡村生活劳作的社会条件和基本心态，他们中的很多人将继续留在这里，我们对此是否有足够的认识和考虑呢？如果对可能发生的城市化浪潮缺乏未雨绸缪的判断，那么暂常比普遍失调的大量珠三角工业地带就可能成为珠三角的“巴黎郊区”，那里将成为制约珠三角地区整体发展的短板，不同群体、不同文化的碰撞和冲突就集中在这里。顺德会不会遇到这样经济社会生态的危机呢？
破题的关键
中国人口和资源的基本禀赋决定了中国城市化的趋势不可逆转，要争取一个好的城市化的关键，一是劳动力的充分就业，二是有吸引力的宜居城市。造成“三极困境”的核心是新兴产业的就业岗位和高品质的城市生活都高度集中在少数几个超大城市之中。中国城市化破解“三极困境”的着力点在哪里？显然，“北上广”等超大城市已经在此前尽其吸纳人口之所能，而广大远离都市的乡村，当其田园风光配以现代化的基础设施之时，在未来会是吸引众多城市居民居住的理想家园；但是从当下到今后的30年里，中国城市化的着眼点，首先应当是形形色色的工业区，是那些已经以工业化聚集了大量人口，但还处在公共设施不足、空间环境无趣、缺少城市认同的“半城市化地带”。把这成千上万的经开区、高新区、保税区和出口加工区，把全国的百强县、百强镇通过产业升级、城市升级建设成为多功能、综合型、有魅力可持续的中小城市，为背井离乡的中国人营造成千上万新的家园，这不就是未来30年的中国梦么？
广东处在十字路口，中国处在十字路口，是壮士断臂勇敢转向，还是凭惯性在原有的路上继续轻车熟路，关系到未来与长远。现在，中国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道路上已经走了30年，在这条路上走得更远跑得更快的已不再具有先进性。全国榜上有名的百强县百强镇，都仅仅是经济的发动机而非宜居的城市，说明单纯工业化的路已经走到了难以为继的地步。此刻，谁能够反思这30年巨大成绩背后的问题，看到单纯工业化的不可持续性，下决心改弦更张，走出一条再城市化、或者叫二次城市化、或者新型城市化之路，把一个个工业重镇建设成为有魅力可持续的小城小镇，让大城市中的蚁族们有一个可以乐业安居的家，让那些受到新技术和服务业训练的新生代的农民工有一个用武之地，让大城市从拥挤中解脱出来，让中国这个世界工厂通过千百个充满魅力的小城扮演世界的设计室、办公室，谁就是这个转型期的领跑者。
无论从未来的区域格局关系还是从城市化发展的一般趋势看，在改革开放第一个30年中，通过锐意改革和艰苦拼搏迅速完成工业化进程的顺德正面临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双重考验。顺德需要及时调整战略方向，对可能出现的契机和问题有更为清晰和准确的把握，需要明确在珠三角一体化、广佛同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产业结构调整背景下，下一个30年的发展目标和城市理想。（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