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生活的世界，就像一个垃圾场，人们就像虫子一样，在这里面你争我抢。吃的都是良心，拉的全是思想……有人减肥，有人饿死没粮，有没有希望？！有没有希望？！”

　　1994年12月，香港红体育场，中国摇滚乐势力演唱会，还没有被肥胖缠上的何勇，在台上汗流浃背地发力把灵魂从嗓子眼里喷出来，底下观众彻底陷入疯狂，超过一半的椅子被砸坏，黄秋生一边狂奔一边把自己的衣服撕得稀烂。就是在这个时候，在商业社会里规规矩矩长大的香港人第一次见识到了来自祖国大地原生的音乐力量，这力量将音乐的本质猛烈地强塞进听众的思想。这是中国摇滚的光辉岁月。它向世人宣告：我来了，我不满！这不满的是什么？往大了说，是对现代工业文明和城市文化的抗拒、对异化的人性的批判；往小了说，是贫穷和等级社会里不平等的切身感受。“你说这个城市很脏，我觉得你挺有思想。”这是张楚最著名的《爱情》里的一句歌词，放在现在说无疑会被贴上愤青标签，而在当时，是光芒万丈的诗人，多看一眼姑娘就要晕倒的艺术家。

　　中国摇滚自诞生之初就没放过城市化，按马尔库塞的说法，摇滚乐都有一种寻根和历史情怀。中国的根就是农村，是千百年来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耕作积累出的、流淌在血液里的民族DNA，是对着黄河撒泡尿的豪情和隐忍到极限天王老子都不怕的勇气。著名乐评人金兆钧说：“农民意识问题在中国远远不是理论上的‘小生产者’的解释可以囊括的。它是陈胜吴广的揭竿而起，是大唐帝国的开元盛世，是辛弃疾的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是苟富贵、勿相忘的勇气，这些古老的历史中的瞬间辉煌，在千百年后居然成为了中国摇滚们的精神源泉。

　　在民歌天后引吭高歌《好日子》的时候，在把摇滚变成流行的歌手嘶吼《怒放的生命》的时候，真正的摇滚乐唱出了农民的愤怒，比如崔健的《农村包围城市》中这样怒吼过，“你们在领导面前都像孙儿似的，可一到我们面前你们都跟大干部似的，什么身份证儿，暂住证儿，健康证儿，难道你们城里就不是我们中国吗……你们的前几代都是农村儿的，现在你们一转脸儿变成贵族了。”他在一次接受新京报采访的时候说：所有避开农村来谈城市的感受都是虚的，正是农村的影响才使得中国文化保持一种非殖民化的生机。在《给你一点颜色》这张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专辑里，主打歌《城市船夫》用1983年采样的青海原生态民歌混录了一些城市的音效，汽车喇叭代替了鼓，听者可以感受到无论时空如何转换，人活着就得喘气，太阳每天照常升起是铁打不变的。《给你一点颜色》发行时，恰逢中国摇滚的冰河期，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的辉煌急转直下，房地产开发商的工地机器轰鸣声盖过了摇滚乐的呐喊声。

　　但也就是在这个时期，一种更为无拘无束的、也更加悲壮的地下摇滚风生水起，全国各地的爱好摇滚的年轻人聚集在北京树村，批判依旧，却更加贫穷。他们每月连三百元房租都交不起，有时一天赶十个场也挣不到一碗牛肉面的钱。被誉为地下歌王的舌头乐队主唱吴吞唱过：“这是我们共同生活的世界，把苦难的种子融化在心里”。中国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力度在推进城市化，太多的人事物来不及告别就悄然诀别。记忆的凭据所剩无几。城市是属于胜利者和幸存者的，但是总是有一些人，想汇入那消失的人群，跟随他们的速度。中国的摇滚也已经不再是年少轻狂的愤怒发泄多余荷尔蒙，而是转为更具思辨味道的反省，无奈也好绝望也好，爱与希望不能少。牛羊下山草木深深，每个人都有地容身，摇滚乐的诉求与城市化的追求初步达成和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