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围绕本届峰会“城镇化质量与速度”这一主题，峰会秘书处特别邀请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会副会长，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院长、著名经济学家樊纲、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研究室主任、研究员赵全厚和北京潮商会会长、北京国瑞兴业地产有限公司董事长张章笋，分别从各自的专业角度阐述了我国城镇化发展所面临的问题、观点和建议。经征得本人同意，本刊对他们的主题演讲予以全文刊发, 以飨读者。

　　城市化、农民进城这件事多么重要，我今天非常想阐述这个问题，它关系到我们能不能继续往前走，关系到我们会不会掉入中等收入陷阱。我们大家都从不同的领域研究中国的改革、发展和建设。有的是从全国的角度看这个问题，有的是从地方的角度看这个问题。中国发展的进程还能不能继续下去、能不能继续正常的持续增长、能不能使中国真正进入高收入国家、是我们共同的利益所在。现在是发展中国家发展最艰难的阶段，也就是中等收入阶段。很多国家在这个阶段陷了进去，不是政治危机，就是军事政变，或者是各种民主运动。要么就是搞了大量的社会福利，结果带来金融危机、货币危机、债务危机，带来经济停滞、社会停滞、政治动乱等等。

　　现在各种社会矛盾都在显现，社会的紧张程度在加大，很多人在谈论中国会不会硬着陆，会不会崩溃，会不会出现动荡。今天我给大家要讲的话题是——城市化滞后与中等收入陷阱。首先谈一下什么叫中等收入陷阱，然后介绍关于新型城市化，关于农民工早退的概念。最后说明为什么城市化滞后、农民工早退可能会是真正发生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原因。

　　一、什么是中等收入陷阱？

　　大家通常的说法是一个国家虽然收入到了中等，但由于体制的限制、各种问题没有解决，生产力提高的速度放缓。因为中等收入，失去了与低收入国家的竞争力，劳动密集型的产业发展不下去。与此同时，又没有获得发达国家的技术创新能力。于是，高不成，低不就，低端产业和高端产业都发展乏力，形成产业空心化，掉入陷阱。这个定义是源自于世界银行的报告。去年夏天，我在欧洲的会议上跟这个报告的作者当面争论过这件事情。我不同意他的定义。我说你的定义假定是不存在中等技术，认为天下的技术就是跳跃式的，要么是低端技术，要么是高端技术。非低即高，没有中间路可走。否则，倘若是中等收入，挣的是中等技术的钱，其生产力、竞争力也是中等的状态，挣中等收入的钱有什么不对，为什么会掉入陷阱？

　　经济学的基本道理，边际劳动生产率等于边际工资水平，这就不会有问题。不跟低端的产业竞争，也不可能马上进入高端产业。怎么指望一个落后国家刚从低端收入走出来，刚有了二三十年的发展，就必须要马上获得高新技术，马上获得高级创造力？不可能、不现实。现在定义4千美元就是中等收入。到1 万美元也赶不上现在那些高收入国家的教育水平。

　　现实当中，韩国有几个公司，LG、三星等等，代表世界最高水平，但多数企业也不是最高的。就像墨西哥、土耳其那些国家，也没高新科技，就是挣中等收入的钱，干着中等技术的活。因此，在这个问题上有没有高等技术不是问题。问题出在哪儿？什么叫中等收入陷阱？看看那些在中等收入阶段停滞的国家，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它的收入高于技术（我把竞争力、生产力、创造力都归结为一个词，叫做技术）。当我说中等收入相当于中等技术的时候，就是对应中等的竞争力、生产力和创造力。发生中等收入陷阱一定都是因为收入高于技术，拿了中等收入，但没达到中等技术。这是两方面原因造成的，一方面是因为技术水平正常增长（制度、效益都包括在技术层面），但因为民粹主义，过度提高福利，使福利支出导致平均收入水平高于技术，这个时候就出现问题了，因为是入不敷出，随后就是金融危机，掉入陷阱。

　　还有一方面是因为收入正常增长，但由于某种原因，社会政治动荡，结果导致技术水平、制度的效率下降，生产力受到影响。又或由于某种原因引发生产力停滞，社会动荡。这才叫陷阱。这是我跟他争论的第一概念问题。如果有中等收入陷阱，基本的问题是入不敷出的问题。两方面原因，或者是技术下降，或者是收入太高。这个问题又不是中等收入的特殊问题。任何国家都可能发生入不敷出的问题。发达国家现在的例子就是典型。欧洲生产力那么高，社会福利收入加上自己的收入比生产力要高，就会出现经济危机。为什么德国不出问题？虽然德国的福利高，但它的生产力也高，是高福利对应高生产、高技术，所以不会出现问题。希腊搞了高福利，但没有高技术，基础落后国家，如果搞了超分配，肯定会出问题。这些不是中等收入特殊的问题。究竟什么是中等收入陷阱？回过头来讲如果中等收入出现陷阱，基本道理是一样的，要看中等收入阶段有什么原因特别容易导致入不敷出的问题。

　　有个作者回答我这个问题。他说是因为你们有国有企业，因为政府管得过多，因为体制有问题。我说那就不对了，国有企业的问题从一开始就有，人均GDP300 美元的时候就有国有企业的问题，那个时候怎么不叫陷阱？政府管制的问题，我们从一开始就频繁讨论。我说那个不是中等收入的特殊问题。我同意你说的那个陷阱是因其缺乏改革所致，但不能称之为中等收入陷阱，可以说是国企陷阱或者政府管制陷阱。不能说制度有问题了就是中等收入陷阱，没有技术水平一样容易掉入中等收入陷阱。因为技术、知识、制度就是增长的要素，缺乏这些要素就会经济停滞，这是经济学的一般原理，用不着用中等收入陷阱这个词来表示。缺乏技术可以表述成教育陷阱，或创新制度陷阱，但它不是中等收入的特殊问题，在低收入水平的问题更大，即便在高收入阶段也会出事。

　　我个人认为在中等收入阶段最容易发生刚才所说的入不敷出的陷阱。它比任何其他阶段都有一个特殊的问题，你可以用这个问题来说这是中等收入的特殊风险。在中等收入阶段，收入差距最大。

经济学的倒U 字曲线，即库兹涅茨曲线，在经济不发达、低收入的时候，社会比较平等。随着经济的发展，越来越不平等，直到拐点，随着收入越来越提高，进入高收入水平的时候社会就更加平等。随之而来的是社会福利、社会保障的提高。

　　再仔细分析，最不平等的那一点对应的另一个模型的另一个点，就是刘易斯拐点，是讲就业问题。当农民工基本转移完成之后，工人就不再有无限供给的过剩劳动力的压力，工资可以随着生产力的提高而逐步提高，进入现代经济学所说的工资等于边际劳动生产率。那个时候的收入差距会逐步缩小。因为大家都充分就业了，现在农民的收入是农民工的二分之一。

　　当农民都变成农民工了，至少这个部分的差距消除了。因为达到充分就业，没有过剩劳动力的压力，工资的增长速度就会比较快。到了这一拐点以后，工资开始上升，收入差距开始缩小。这两个模型都能证明，而且现实当中可以看到中等收入阶段是收入差距最大的阶段，社会紧张程度最大的阶段，也是最容易出事的阶段。可以说1848 年的《共产党宣言》写作的时代，前后的50 年即是西方国家收入差距最大的阶段。《共产党宣言》的第一句话是“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那个时期发生了法国革命和宪政改革。

　　差别在哪儿呢？资本主义制度到了19 世纪末期，德国开始实行了社会福利制度，20世纪90 年代形成了社会保障制度，西方国家的收入水平越来越高，实现了充分就业。我们到了现在，因为有发达国家的比较，他们的收入是5、 6 万美元，而我们仍然是1 万美元，从就业的角度来看，我们基本实现了充分就业，就这个时候问题出现了。因此，收入差距最大应该是中等收入阶段的特点。大家都贫穷的时候是平等的，社会比较和谐。更富一点，可以搞更多的社会福利、社会保障，社会差距会缩小，情况可能会更好。就是在我们当下这个阶段，差距是最大的。

　　为什么说差距最大可能导致刚才说的两个问题呢？有两个原因。第一，社会收入差距过大导致社会紧张，使企业经营环境恶化甚或无法经营，生产力下降。当社会出现动荡的时候，企业的技术进步和发展会被打断，个人的教育和技术进步也会被打断。也可能出现革命、战争、大动乱。这些都是有先例的。

　　第二个原因是当差距过大而执政者不想出现社会动荡时，为了缓解等级差距和社会矛盾，会加大社会福利支出。但这种社会福利发展是缺乏基础的。如果社会福利水平脱离了当时的收入水平，就会出现入不敷出的问题。在民粹主义的条件下，如果政党和政治派别竞相取悦选民，为了竞选获胜加大政府干涉力度，出现入不敷出的情况，紧接着财政赤字、债务危机、金融危机、经济危机、货币危机、社会动荡就非常容易发生。前一个原因是技术进步滞后于收入增长。后一个原因是技术正常进步，但收入异速增长导致不均衡问题。这是中等收入陷阱。

　　最典型的情况是拉美，拉美的绝大多数国家，当年GDP 都到了几千美元。20 年代阿根廷人均收入水平曾经高于美国。到了40 年代进入中等收入国家，随即掉入中等收入陷阱，军事政变、政治动荡、社会福利陷阱等等加在一块，持续20 年，阿根廷再也没有发展起来过。巴西最近这一轮的发展才终于超过1万美元，它有50 年在1 万美元以内的范围里。

　　这些是我们需要防范的发展之难。在这个阶段之所以难，因为我们是落后国家，每天都有参照系，有发达国家跟我们相比。1848 年，德国已经发生动荡，但他们也能养家，没有发生大的问题。那个时候没有参照系，没有人天天说你看人家的社会福利多么好，任何人走进医院政府全包。我们这些人天天在网上拿着发达国家最好的现象比照我们最差的，人人都觉得很不幸福。这是发展中国家和落后国家的悲哀所在，是后发的劣势。

　　当你后发的时候，先进国家的东西就变成了普世的真理，本国人就会对比。一方面是发达国家本身就在市场上高人一等，另外在发达国家的高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的对照下，这种落差又形成新的压力，成为产生中等收入问题的重要原因。在中等收入阶段，很纠结、很不幸福，比上不足、比下有余。觉得自己有几十年的发展，总认为应该像发达国家那样。你有资格那样吗？你有钱吗？发展到那个水平了吗？这就是我理解的中等收入陷阱。一是中等收入阶段差距特别大，一是有发达国家作参照系，特别容易对福利提过高要求以及由此引发的社会动荡。入不敷出这个问题永远是两个原因，或者是收入太高，或者是技术退步。如果这两个速率相比，甚至技术进步的速率高于中等收入增长的速率，都没有问题，竞争力会不断提升的。工资可以不断上涨，如果劳动生产力的上涨比工资上涨速度还快的话，单位产品的劳动成本是下降。工资固然高，竞争力更高。

　　我举一个例子，有些东南沿海企业转移到了越南。因为越南的劳动力便宜，我们的工资是他们的4 倍，劳动工资的差别很大。过两年又把厂子搬回来了。其中一个原因是越南人的工资是我们的四分之一，但越南人干出的活是中国人的十分之一。算下来还是中国的生产力更高、竞争力更高、劳动成本更低。

　　这些问题担心不担心呢？确实担心。我们的收入差距在拉大，从发达国家早期到现在的发展中国家，都是经历过的，也没这么特殊。我们现在更理解历史，更理解为什么产生了马克思，为什么产生了社会主义思潮，为什么现在左派思潮兴起，都是在这样的阶段。那个时候市场经济两个问题，一是收入差距拉大，二是周期性经济危机。马克思理论解决的就是这两个问题，第一为什么收入差距越来越大，第二为什么总是出现经济危机。经济危机的问题有了宏观经济学和宏观调控政策，算是解决了。收入差距的问题，有了社会保障，比以前好一些，但仍然可能出现动荡。

　　二、关于农民工早退

　　我们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去年年底新出的一本书的名字，全院的同事进行研究，写成了一本书，叫《农民工早退》。指的是农民工进城打工，待不长。跟踪调查数据显示每个农民工进城工作的年限是7-9 年。城里农民工的平均年龄32 岁，这是国家人口普查数据。城里没有熟练的工人，农村存在着一大批有打工经历的壮年劳力。这就叫农民工早退。

　　它所反映的问题就是城市化滞后。我们的工业化程度是将近70%。按照劳动力计算，还有30% 是农民工，而我们的城市化只有50% 左右。城市化滞后的重要原因就是一批一批的农民工进城，待不下来，又回去了。这就导致了后面的一系列现象。本来我们还有30% 左右的劳动力没有转移完，还是非农产业工人，但我们早早地出现了民工荒，早早出现了工资上涨。按照政府统计，有40% 的农民还没有转移出来。这导致了劳动成本上涨过早过急。

　　我们研究解决中国劳动力紧缺问题不是所谓人口红利没有了，是在劳动力转移的过程中受到了制度的阻碍而非缺乏劳动力。这就是我们现在提新型城镇化，是从以人为本的角度，是从人进城的角度，是从农民转移到城市的角度，让农民可以在城市里呆下去，为他提供公共服务，使他们的下一代、下下一代的农民工真正成为城里人，而不再早早退出劳动力供给。研究中国劳动问题的社会院的蔡老师，他跟我的观点不一样，他是强调中国人口红利的。他把农民工早退归结为劳动力参与率的下降。农民工不参与城里的劳动力，退回乡村了。这么说也反映了一个问题，但问题是不一样的。农民工没有退出劳动，只是退出了城里的劳动力，退回到了生产力低下的农业劳动力供给。这不是农民工参与不参与劳动力的问题，农民工仍然在参与，但自愿退出了城里的劳动力供给。因此，我们称它为农民工早退。我们做了很多调研，一方面调研在城里打工人的心态，另一方面调研了乡村中有打工经历的人。通过这些调查，再配合其他的调查来论证这个事情。这跟中等收入陷阱有什么关系，这是我要讲的第三个话题。

　　三、农民工早退、城市化滞后

　　可能是中国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农民工早退导致了两个变量平衡关系失衡，即工资收入和技术水平，或者因为收入太高，技术没跟上；或者因为技术进步的速率被打断。为什么农民工早退使得这两个变量的失衡更加严重。

　　第一，农民工过早退出了劳动力市场，使得各个产业的工资收入过快增长，在最近这些年明显地快于技术进步的速度。过去20 年，多数情况下，产业的劳动生产率每年提高的速度是10%-12%。工资增长速度通常是7％、8%，农民工的工资增长速度通常是5％、6%。这些年来，劳动力增长率仍然是10% 左右，而从2008 年以后，农民工工资的上涨速度达到了15％ -17%，这显然使现有企业的竞争力受到损害。竞争力的提升是因为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快于工资的提高，或者竞争力没有受损失，是劳动生产率和工资同步增长。当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速度慢于工资增长速度，竞争力就受到限制。现在我们过早出现了产业空心化的危险。

　　幸好还有内陆地区，例如富士康转移到成都、郑州，那些有打工经历的人也能够参与进来，而且工资还低。总而言之，农民工早退导致了工资增长过快，致使产业竞争力和增长速度下降，出现了掉入陷阱的趋势。

　　第二，农民工退出工业或服务业，退回到农村，事实上是退回到低生产力的领域中去。农村的生产率那么低不是因为农业技术不行，而是太多的人口堆积在那么小的土地上，怎么可能实现现代化呢？前提条件就是绝大多数的农民离开土地，才能搞家庭承包、集约经营。农民早退以后，又回到了一亩三分地，降低了整个中国的生产力水平。因为农民工早退，即使工资正常增长，全国的劳动生产率和竞争力是下降的，这跟工资上涨过快是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就全国而言，生产力出现倒退。前面说工资上涨过快，现在说的是技术进步速度下降。即使农民回去了，打一点小工，或开个小店铺，用学到的技能搞点儿东西，但总体技术进步仍然很慢。

　　第三，农民工返乡，回到低技术水平的就业岗位，也回到了低收入就业里去。农民的收入基本是农民工的一半。因为他返乡了，收入减少了一半。这导致什么结果呢？导致收入差距扩大，或者是导致收入差距固化。10 多年前我们就说有2 亿多外来民工，现在还是2 亿多外来民工。我们没有增加工业化的劳动力。十几年前有30% 多，现在仍有30% 多的农民工没有转移。社会结构固化了，收入差距也就固化了。总有70% 的劳动力在底层，要么农民，要么农民工，挣的是低收入。农民的收入又是农民工的一半，结构固化是最可怕的。因为不能推进城市化导致收入差距这个结构固化，无法随着经济的发展、收入整体水平的提高而缓解，这相当于收入差距的拉大，时间长了特别容易积累社会矛盾。五年、十年有这么大的差距还可以，二十年、三十年还是这么大的差距，社会就没办法发展。拉美的教训就是这样，长期的社会差距导致了社会的不团结。

　　第四，农民工不能在城里长久地安顿下来，就使得农民工没有长期发展自己的打算和动力。今天打工明天又换一个地方，想的是几年以后回去，盖房子、娶媳妇，反正在城里呆不下去，也不能提供保障，生了孩子还不能在城里接受教育，医疗、养老得不到保障，住房也没有。家里的大房子，每年只能当别墅住两天，乡村还在搞新农村运动，还在加大投入，有了新农保。一对比，农民工天天想着回去，都不愿意花钱以及投入精力去参加职业培训。即便是政府搞职业培训，他们都不见得愿意参加。就像过去，因为社保带不走，参加社保都没有动力。他也不能在一个岗位上坚持下去，知识积累的积极性也没有了。

　　我们都知道产业老工人多么重要，他们有经验、有技术，而我们现在没有老工人。在岗的职工又没有动力去学习，没有动力积累，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就想着走，产业没有积累就不会有提升。现在一提产业提升就是转产，我不同意这个看法，我说产业提升还是搞这个产业，是需要产业技术的提高、生产率的提高。你只看到个别老板和城里人搞的技术创新，但大批的熟练工人没有来源。当然，寄希望于技工教育，非常正确，我也一直鼓励职业教育、技工教育，但更重要的是“干中学”。经济学承认的外溢效益、知识积累，就是来自于“干中学”。所谓外溢效益理论的形成就是“干中学”这个例子，而我们现在没有这个过程。一方面是收入持续增长，另一方面技术进步的速度在下降。

　　城市化滞后这一件事情就可能加大我们掉入陷阱的可能。当然，也许有人会问这是不是就是中等收入陷阱，我认为也不尽然，可以叫城市化滞后陷阱。在我们中国，它恰恰是在我们进入中等收入这个阶段的时候特别突出的矛盾。它可以不在中等收入阶段发生，但它在中等收入这个阶段暴露问题的可能性是最大的。低收入阶段，问题没有暴露出来。到了高收入阶段，这个问题可能就缓解了。就是在中等收入这个阶段，最容易暴露问题。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说它是可能导致中国进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特殊原因。一般原因是这个阶段收入差距最大。特殊原因是因为我们的城市化滞后，加剧了收入差距和技术进步差距。

　　中等技术不是问题，我们没有高技术不是问题，收入增长也不是问题。问题出在收入增长和技术进步相脱节。而且不是正向脱节，是负面脱节。最理想的情况是技术加速进步，收入匀速缓慢增长，这样的脱节还好一点。反过来讲，收入差距可能也会拉大，因为少部分人收入增长的特别快，特别是资本的效益增长的特别快。

　　为什么这个问题对研究很重要，因为它关系到中国能否尽快回到持续增长的正常轨道上。不可能在跨越中等收入阶段不出现问题，但我们至少可以消除导致中等收入陷阱的特殊问题，防止经济的衰退和社会崩溃，使我们的经济能够平衡地成长。通过城市化、工业化，最终实现现代化，最终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跨越难不难呢？难。有没有希望呢？也有。我们最近在做“十三五规划”的前期研究，我们估计未来7 年的产业增长率仍然可以维持在7% 以上。按照这个速率，到了2020 年，按现价计算的人均GDP 已经超过1 万美元，至少比巴西强。它50 年没有过去，我们可以过去。如果在这7 年当中，初步实现低水平的城市化，到2020 年以后，我们的情况就会有所缓解。

　　这确实需要加大城市化的速度，各级政府不光是要关注怎么建城市、怎么管理城市、怎么管理现有人口，特别要关注如何为新来人口提供公共服务，使得农民工真正在城里安居乐业，能够有长期发展的打算。安居乐业，提高技术，长期计划和发展，中国的经济才能真正走出中等收入阶段，实现高收入国家的梦想。我就讲到这里，个人观点，供大家参考，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