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爸爸去哪儿、时间去哪儿”是一个社会话题，引得人们对家庭、对社会的反思，那么“农民工去哪儿”就是一个社会话题中的政治话题，会引得社会对再改革的思考与期盼。

　　“农民工去哪儿”背后是家庭去哪儿。农民工为社会发展助力的同时，也带来了“临时夫妻”、“下一代教育”等诸多社会问题。农民工是流动的，但家庭需要稳固，这本身就是一个矛盾。自“农民工”这个名词出现后，农民工的家庭就已开始发生潜移默化的变化，诸如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家庭的和谐稳定，以及农民工对传统家庭理念认知的变化等。家庭是一个细胞，在农民工的家庭里，农民工就是这个家庭的细胞核，2亿多农民工去哪儿就可能影响到上亿个家庭。

　　“农民工去哪儿”考验着社会去哪儿。家庭问题所导致的影响常常在社会中表现出来，尤其是上亿个家庭出现的共性，就是社会问题的共性。社会问题需要每一个社会成员参与解决，这体现为相互包容与理解。不仅需要对2亿多农民工包容和理解，也要对2亿多农民工背后的家庭包容和理解。建立在包容与理解基础上的社会认知，才可能共同解决现实的社会问题，才可能形成良好的、和谐的、具有凝聚力的社会文化，这更考验着一个社会发展的成熟与否。

　　“农民工去哪儿”根源于改革去哪儿。农民工问题在改革开放中形成，也需要在再次改革中解决。任何改革都不是“纯产出”的改革，都需要付出改革的成本，“农民工去哪儿”就是我们在改革中要承担的成本或者说需要在全民分享红利的前提下对农民工反哺。对2亿多农民工的多数而言，他们的发展方向已经很难“去工返农”，只有为农民工提供新的、稳定的生活平台或环境。从这一点讲，农民工的未来前景取决于一个以民为本的改革方向。

　　“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推动户籍制度改革，实行不同规模城市差别化落户政策。把有能力、有意愿并长期在城镇务工经商的农民工及其家属逐步转为城镇居民”已经为“农民工去哪儿”指明了方向，回应了农民工及社会对改革的期盼。接下来需要全体人民坚守、维护这一改革方向，这样“农民工去哪儿”的这个时代课题便会迎刃而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