静止的城市

    整个鄂尔多斯就像是被按了暂停键，从高速运转状态突然陷入了停滞。最刺眼的便是那些高耸的建筑塔吊，静静地矗立在未完工的高楼大厦旁边，一动不动。走近了看，空荡荡的工地上看不到一个人影，有的甚至连门卫都没有，陌生人也可以随便出入。一排排蓝色铁皮屋子里还能依稀看到当年繁盛时期的景象，地上散落着旧衣服、安全帽、烟盒和啤酒瓶子。建筑工人就像候鸟一样，大多在一年前就离开了这块曾经令他们兴奋不已的淘金热土。

    没人准确地统计过这个城市一共有多少塔吊。一个包工头告诉我们：“保守估计超过1000个。”他的依据是：“按照2万平方米建筑面积需要一个塔吊计算，2011年鄂尔多斯的施工量超过2000万平方米。”这还没有考虑鄂尔多斯当年对速度的狂热追求，谁能建得更快谁就能拿下项目，赶工期是头等实力。“本来正常一个塔吊就够了，为了赶工期就上两个。”在房地产开发最狂热的2008～2011年，全国各地的十几万建筑工人涌入鄂尔多斯，甚至出现了很多专门租赁塔吊的中介公司，开塔吊也成为抢手工种，月薪从5000元一路爆炒到过万元。

    2010年春天，我们曾经来到鄂尔多斯，当时，“全国最富城市”与“鬼城”这两个看似矛盾的名号在媒体上热炒，鄂尔多斯人均GDP赶超香港已成必然。无论是政府工作人员还是开发商，向我们讲起“鄂尔多斯现象”时，“速度”是一个被频频提及的词。52天建好一个赛马场，一天盖一层楼，一位参与鄂尔多斯城市规划的专业人士告诉我们：“政府的一个要求就是快。原来还有一个专家委员会，大约从2006年开始，专家委员会也取消了。”

    与速度相对应的是体量。内蒙古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所长于光军分析，鄂尔多斯的结构转型主要是“以大立市”——调整第二产业结构，发展装备制造、汽车等非资源行业靠的是大资金、大集团；发展第三产业靠的是大物流园区、大旅游项目等开发建设。

    如果仔细观察那些静止的建筑塔吊，会发现这里的房地产开发处处是大手笔——建筑面积超过2万平方米的商业中心和写字楼、超过20层的住宅楼随处可见，上百万平方米的大项目并不稀奇。我们住的东胜区一座普通三星级酒店有16层高，从顶层的房间望出去，那些夹杂在高楼大厦之间的老式小区已经成了一座座孤岛，整个城市的天际线像是被拔高了一大截。到了夜晚，除了依旧绚烂的城市景观灯之外，停工的高楼就像一个个黑洞洞的庞然大物，昭示着这个城市曾经的野心与欲望。

    除了建筑工地，城市的变化还体现在方方面面，包括一些并不显眼的角落，比如餐饮。一位本地人告诉我们，以前鄂尔多斯一日三餐在家做饭的并不多，路边的小餐馆总是爆满，路上送外卖的电动车如过江之鲫，甚至有些大家庭干脆请个厨师去家里做饭。因为民间借贷极度发达，几乎家家户户都放钱，再不济的普通上班族也会有十几万元高利贷放出去，按照一般的市场行情是3分利息，10万块钱一年的利息就有3.6万元，“谁还去买菜做饭！”而现在，一切似乎重归于零，90%以上的高利贷陷入瘫痪，昔日冷清的菜市场又恢复了热闹。

    三年前大街小巷随处可见的典当行招牌已经没了踪影，一位出租车司机拉着我们在东胜的繁华地段转了一圈，得知我们要找典当行后，无奈地笑了笑说：“现在谁还敢挂牌，不是找砸吗！”代表一个城市经济晴雨表的出租车行业更是叫苦连天。从机场去市区的路上，出租车司机杨师傅很平静地跟我们说，自己这辆车就是顶账顶来的，他有40万元放给了一个来鄂尔多斯承包酒店的湖北老板，要了两年也没要到一分钱。巧合的是，离开鄂尔多斯的时候，送我们去机场的另一位出租车司机，也是顶了60万元的高利贷要回了这辆车。几乎不用费心寻找，这样的故事在鄂尔多斯俯拾皆是。

    像杨师傅这样能够顶回一辆出租车的人，还算是幸运的，很多人都颗粒无收。杨师傅告诉我们，在2011年底前，从鄂尔多斯机场到东胜区的路上总是在堵车，打表150元的路程，标准要价是300元，“没有人讨价还价”。鄂尔多斯拥有大量的中高档酒店，但那时候如果不提前两天预订，一定找不到房间。甚至经常因为飞机晚点，已经预订好的房间被别人入住，为此，机场不得不安排大巴拉着客人去康巴什新城转圈找酒店。

    受影响更明显的还要数那些富裕阶层的消费。以前流传鄂尔多斯有5000辆路虎，人们买车的底线是80万元起步，一位房地产企业的负责人坐在自己的路虎车上跟我们开玩笑：“现在还能开路虎的，基本都是没有收高利贷活下来的，只占一少部分。”晚上22点，我们去当地一家最大的红酒庄，竟然空无一人，经理无奈地告诉我们，两年前，这个时间来是不可能有位子的。我们住的酒店旁边就是当地最早的一家大型夜总会，气势恢弘，门前的大理石柱子和石狮子风采依旧，可停车场上稀稀拉拉，昔日的喧嚣之地现在竟然安静得出奇。

    支撑鄂尔多斯经济的中流砥柱——煤矿也不乐观。一位前几年做煤炭贸易的当地老板提醒我们，以往经常一堵就几十公里的京藏高速和包茂高速，今年就没听说过堵车。从去年下半年开始，煤炭市场行情大跌，除了大型国有煤矿还在坚持外，鄂尔多斯众多中小煤矿要么停产要么减产。一个未经证实的数字是，从去年底到现在，东胜区35家煤企已经停产了17家。由此带来的后果是，“以前需要递条子跑关系才能拿到的铁路车皮指标，现在不稀罕了”。

    地产，第一波寒流

    刘云峰（化名）张口就说出了寒流来袭的准确时间——2011年10月1日。他是鄂尔多斯一家房地产公司的老板，名下开发的项目大概值两三个亿，用他自己的话说，只能算是当地房地产行业里的“中小企业”。那个小长假，他在北京，从放假第一天就不断接到朋友从鄂尔多斯打来的电话，基本上都是问：“资金没问题吧？”从2001年进入房地产行业，刘云峰一步步走得比较稳健，到2006年正式注册房地产公司的时候，绝大部分资金都是自己多年的积累。之后，项目越做越大，可并没有超出他的承受范围，虽然偶尔也有短期借款，但没有集资，所以，他还奇怪为什么朋友们都在担心资金。可是，国庆小长假结束，等他回到鄂尔多斯，才发现“以前到处放钱的人开始忙着收回，好像所有的钱突然蒸发掉了一样，大家都没钱了”。

    房地产行业是最先感触到危机寒流的一个领域，因为它站在鄂尔多斯经济链条的最前端，也是民间资金流向最集中的蓄水池。

    鄂尔多斯的房地产热潮起来是从2005年左右开始的，之前虽然也已经起步，但基本上是追随着旧城改造的自然节奏。2004年，随着全国新一轮大规模投资建设的兴起，煤炭价格迅速上涨，坑口价从每吨40元涨到100元再涨到200元，以前自家盖房子都能挖出来几吨煤，并不稀罕，现在一下子成了炙手可热的“黑金”。于是，带着大笔现金来鄂尔多斯买矿的南方老板经常坐出租车漫山遍野地找矿，一旦寻到目标，就直接提着钱去找村支书。因为办手续麻烦，很多人先跟村里签个协议，迅速投入生产，等到政府来检查就停下，边干边补手续。

    因为开矿征地和煤矿买卖，催生了鄂尔多斯第一批富起来的人，不仅有当地的煤老板，也包括大批矿区周围的农牧民和各行各业的普通人。因为之前煤炭不景气的时候，煤老板大多向亲戚朋友借款艰难维持，现在转手卖了矿，自然要答谢那些帮助过他们的人。有人借出去10万块，最后还回来了几百万元。这样听起来让人咋舌的暴富故事，在鄂尔多斯已经见怪不怪。

    由煤炭带来的民间财富就像喷泉一样，成为这个城市中源源不断的动力，大批的地产公司应运而生。到2006年中，刘云峰注册成立自己的地产公司时，城里已经很难拍到50亩以下的地块。按照当时地价每亩50万元算，也就是说，3000万元以下的项目已经很少见。他记得，当时参加土地拍卖会，一块地少则十几家竞争，多则五六十家，大家频频举牌，最后的成交价，往往会达到起拍价的两倍。

    本地大型煤炭企业和发了财的煤老板加入地产开发，全国各地的大型房地产企业也纷纷在鄂尔多斯安营扎寨，像刘云峰这样依靠自有资金搞开发的地产老板反而成了少数派。2008～2011年，是鄂尔多斯地产开发最疯狂的年代，在这块只有几十万人口的土地上云集了300多家地产企业。

    为什么是房地产？这个问题似乎从来都不是个问题。“资金充裕，搞地产当然挣钱最快。一个项目，从拿地到建完最多两年，但通常一年时间就能卖出大半收回投资了。”与之相对应的还有全国大背景，房价飞涨，物价飞涨，资产贬值，“不管是自住还是投资，大家都认为只有买房子最划算，是最稳妥的资产保值方式”。

    在一片向好的市场预期下，鄂尔多斯的地产开发规模远远超出了自身的消化能力。2010年，鄂尔多斯商品房销售面积1009.4万平方米，城区人口仅65万，这意味着平均到市民头上，人均购买了约15平方米的住房。同年，北京市的商品房销售面积是1639.5万平方米。为什么人口仅有北京10%的鄂尔多斯却卖出了相当于北京2/3的房子？一方面是大量本地人的改善性需求和投资，另一方面则是城市建设对外地人的吸引，从全国各地涌入鄂尔多斯淘金的外地人，保守估计也能与户籍人口持平。

    煤炭涨价带来财富爆发，活跃的民间借贷为地产开发提供了资金基础，也提供了诱人的消费能力和市场空间。另一方面，建设大军涌入，外来人口聚集，带来了旺盛的人气，带动了第三产业的发展。商业蓬勃，购房需求上升，反过来又进一步推动了地产业的扩张。这是一个循环的经济链条，建立在突然爆发的能源价格上，也建立在人人对未来看涨的预期上。因为大部分开发资金来自高利贷，鄂尔多斯的房价一路飙升，每平方米从最初的3000元涨到了后来的2万元，但只要钱是流动的，只要市场看涨，这个链条就能如期运转下去。

    2011年上半年，鄂尔多斯丝毫没有慢下来的迹象。当年房地产计划新开工面积达1300万平方米，施工总量达2300万平方米，完成投资额450亿元，计划销售商品住宅面积达1200万平方米。可是，就是在这一年，国家对房地产领域的调控开始深入到二、三线城市。8月18日，住建部发布了二、三线城市限购标准，从金融政策到货币政策再到税收政策，全面发力，宏观调控升级。虽然鄂尔多斯没有出台什么实质性的限购政策，但市场弥漫的观望情绪开始起效，销售一下子陷入停滞，昔日的“金九银十”失效，无法回款。加之几个月前的包头“金利斌自焚事件”使得民间借贷风声鹤唳，从民间融资到银行都对地产企业关上了大门。雪上加霜的是，由于鄂尔多斯冬季很长，每年从11月就开始停工，到来年3月份才开工，10月正是结算工资和建材款的日子，等着结款回家的建筑商和建材商于是就挤满了地产老板的门口，鄂尔多斯的房地产行业率先入冬。

    据鄂尔多斯市政府的数据，截至2012年4月底，全市324个房地产续建项目，复工率不到四成。计划新建的49个项目，只有7个开工。全市房地产市场完成投资10.4亿元，同比下降83.4%。鄂尔多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12年全市商品房销售面积和销售额都仅有前年的一半左右。

    热钱，涌动与蒸发

    钱去哪里了？——无论是街头巷尾的老百姓，还是老板们的饭局上，对这个问题的讨论一直没有停止。当年那些热腾腾的钱都去了哪里，怎么会一下子断裂得如此干净利落？直到有一天，我们在拜访一位当地著名品牌的白酒经销商时，又谈到这个话题，他把我们带到自己位于10层的办公室落地玻璃窗前，指着眼前密密麻麻未完工的大楼说：“看，钱都在这里了，都在这些钢筋水泥混凝土里了。”紧接着，他又朝楼下的街道上指了指，“再看看路上，只有车，没有行人，一个没有人气的城市，去哪里赚钱？”

    的确，鄂尔多斯大概是中国最特殊的城市，也是资源型城市里的极端样本。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恶劣的自然环境、不便的地理位置和贫瘠的社会资源，使得这里甚至连城市的基本模样都不具备。而似乎就在一夜间，这里变成了中国最富裕的地方，资本的自然吸附能力使得它迅速成为一个大大的聚宝盆。2010年，鄂尔多斯煤炭的坑口价超过400元/吨，若按照当年4亿多吨的产量计算，一年下来光煤炭所创造的财富就高达近2000亿元。也是在这一年，内蒙古自治区的煤炭产量首次超过30年来稳坐头把交椅的煤炭大省山西。

    一组数据大概可以对比出鄂尔多斯的特殊性。还是以2010年为例，鄂尔多斯以4.35亿吨的煤炭产量雄踞全国产煤最多的地级市，而位居次席的陕西榆林，产量是2.35亿吨，仅相当于鄂尔多斯产煤量的一半。可是，从城市规模上看，鄂尔多斯全市户籍人口只有160万人，而榆林则是鄂尔多斯的两倍，人口335万。以极少的人口分享极大的财富，鄂尔多斯一夜暴富。据报道，鄂尔多斯资产过亿的富豪人数超过7000人，资产上千万的人至少有10万。

    逐利是资本的自然属性。富裕起来的鄂尔多斯人，并没有把钱存到银行里吃利息，而是纷纷流向了民间借贷领域。不止一个当地人告诉我们，金融危机没有到来前，“大街上跑的私家车，哪一辆里面没拉着个十万二十万的现金，一个收钱的电话打过来，立马就能开过去送上”。做企业的更是如此，几千万甚至上亿的资金，用不了一个星期就能筹到。

    除了煤炭撬动的民间财富，政府主导的旧城改造和新城建设，以及各种工业园区的建设，也都带来了滚滚的热钱。征地拆迁的补偿款，一个普通家庭就能分到少则几十万元，多则几百万元。对于这些没有文化没有理财知识的普通农牧民来说，最诱人的选择莫过于放钱给集资者。有“大门路”的可以直接放给房地产企业或者煤老板，有“小门路”的只能通过中间人放进去，没有门路的就干脆放去典当行和各种贷款公司。一些集资规模较大的企业，甚至发展到三四个层级，比如最底层的三线放给上面的二线，利息是2分；二线再放给一线，利息涨到2分5；一线再集中放给企业老板，利息就有可能超过3分。按照市场规矩，利息一般是三个月或者半年结一次，最长不超过一年。可是，层层暴利下，谁也不愿意主动退出，通常还没到结息的日子，下线就会打来电话，要求把利息再次计入本金中，民间管这样利滚利的方式叫“换条子”——即只需换写一张借款条，利息计入本金，自动滚到下一轮高利贷中。

    更可怕的是民间借贷的杠杆效应。很多城市里的上班族，本来没多少积蓄，可是也想要加入这种暴富游戏。怎么办？很多人拿出本来准备买房子的钱，或者向银行抵押房子贷款，甚至向单位透支工资，来加入民间借贷。政府默许、银行开闸、民间活跃，三者形成了一种相互依附和利用的关系，持续发酵着狂热的欲望。

    因为民间借贷方便、灵活、周转快的特点，正好吻合了煤矿和房地产开发的特点，正规金融系统反而唱起了配角。若按照金融市场的一般规律，城市银行的信贷总额为当地上一年GDP的130%。但在鄂尔多斯，2010年末全市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不含个人消费贷款）仅为1332.9亿元，而同期鄂尔多斯的GDP达2643亿元，只占到50%。空出来庞大的资金缺口，只能依靠民间借贷来填充。没有人能说得清流动在鄂尔多斯的热钱到底有多少，来自官方调研的保守估计，至少在2000亿元以上。而其中流向房地产行业的资金，高达80%。这也解释了为何鄂尔多斯的房价能够在两年内从3000元/平方米一跃升到2万元/平方米，因为融资成本畸高，地产企业只能从高房价中来求回报。

    除了暗流涌动的民间借贷，大规模城市开发所吸引来的全国热钱也是不计其数。2010至2012年，地方债不断增长的同时，也是信托参与地方融资最为“火热”的时期。据中国信托业协会最新数据显示，截至今年一季度末，信托资金对政府主导的基础产业配置比例为25.78%，直接的政信合作业务余额为6548.14亿元。也就在这两年，鄂尔多斯成为信托公司的主要拓展市场，中融、中信、新华、华宸、西部信托等公司在当地的业务规模总计达到百亿元。

    这还只是冰山一角，地方债最主要的组成依然是银行贷款和各种城市建设债券。据国家审计署日前的公开数据显示，2012年底地方债务余额中，银行贷款和债券分别占78.07%和12.06%。若以此口径推算，前面提到的信托资金在地方债务的中占比尚不足10%。

    在东胜区转一圈，出租车司机对那些搁浅的房地产项目都能说出个一二。“这个项目老板融了10个亿，听说是跑了。”“那个项目老板融了40个亿，现在在看守所里呢。”他们要么自己就有钱放在里面，要么就是亲戚朋友被套牢。其实，早在2011年八九月份，大厦将倾的苗头就已经显现，鄂尔多斯已经开始流传着民间借贷崩盘的消息，但是，不到最后一刻，谁也不会相信。

    最先倒下的是一个叫苏叶女的女老板。苏叶女来自鄂尔多斯农村，据说大字不识几个，靠着借资创办了美容院，然后又通过高利贷融资开火锅店和大酒店。靠着那些年鄂尔多斯狂热的消费，在赚了第一桶金后，苏叶女以买煤矿、建五星级酒店的名义向社会集资，前后累计超过10亿元。2011年9月20日，不堪忍受被追债的苏叶女自己去公安局自首，后来查明，她所说的煤矿并没有买下来，名下追查到的资产只有不足4亿元。为了维系她的宏伟蓝图，苏叶女很讲排场，号称拥有17辆豪车，可公安机关追查下来，她名下只有一辆普通越野车。苏叶女案发后，当地公安机关组成了超过80人的专案组，成立了“打非办”（打击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办公室），开始全面清理民间融资，人称“九月风潮”。

    其实，在这之前的2011年8月份，为了摸查当地的民间借贷情况，鄂尔多斯市政府就在内部召开了一次会议。但会议内容不知被何人以短信形式泄露出去，一份“黑名单”因此在社会上流传开来。“黑名单”将融资老板分为三类，分别是即将崩盘的、抗风险能力较差的和抗风险能力一般的，公安机关对其采取不同的控制措施。风声鹤唳下，恐慌情绪蔓延，9月24日，中富房地产公司的法人代表王福金在一间厕所上吊自杀，他之前曾担任过鄂尔多斯东城区法院院长。之后短短三个月内，又有四五名牵扯到民间借贷的人士自杀身亡，有几位还是当地政府的工作人员。

    到2011年底，鄂尔多斯的民间借贷崩盘已成定局。推向高潮的是一家叫昊达的公司，老板白昊40岁左右，是乌金煤业的负责人，来自鄂尔多斯下辖的伊金霍洛旗。早在2005年，白昊就通过他的妻舅高源向周围的人融资，“说是他外甥有煤矿、电厂和地皮”。高源是神东医院少儿分院的副院长，所以最初就从医院的同事们开始。到2008年，白昊成立了昊达投资公司，专门用来向民间融资，印刷的宣传册声称“公司在陕西、鄂尔多斯拥有多处大型露天煤矿，并在包头开设了专属大型储煤厂，储煤量达6万吨左右”。来放款的人越来越多，到2010年高峰期时，比银行还热闹。到2011年12月资金链断裂时，公司的融资规模已经超过20亿元，涉及上万人，成为当地融资规模最大的案件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