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去看望家住城郊的亲戚，几年前，亲戚所在的村子被“城市化”，土地变成了高楼。但住上楼房的他们似乎并不快乐。亲戚家以前是养殖户，给城里供应蔬菜、家禽，生活算得上小康。而失去土地后，现在只能到处打工维持生计，辛苦劳顿不说，生活质量也下降了。

由此想到媒体热议的城市化话题。有专家指出，目前有1．28亿生活在城镇里的人没有城镇户口及享有城镇居民待遇。为此，有媒体呼吁：中国城市请慢些走，等一等徘徊在城市屋檐下的1.28亿人，历史上欠下的账，现在到了该还的时候。

但这笔帐由谁来还，怎么还？关键是在各地竞相追求城市建设速度、规模和土地收入的大背景下，谁有心思反思与回答这一问题？

和大多数中国城市一样，笔者所在的一个县级市，也在快马加鞭中行进。十来年间，这里的城区人口已经由以前的不足10万人，发展到50多万，大量的城郊土地变成了高楼。但失地农民被城市化后，很多人却面临“种田无地，就业无岗，社保无份”的困境。根据规划，再过3~5年时间，这里将建成“大城市”。我粗略计算了一下，如果按照2010年版《中小城市绿皮书》上“市区人口100万~300万为大城市”的界定，即使用5年时间进入大城市门槛，每年还需10万新人入城，而这部分人的主力当是城郊农民。如此一来，笔者担忧，老问题没解决，新问题却在叠加。

据报道，我国用30年时间走过了西方200年的城市化历程。但有专家指出，这种“大跃进”，在促进经济繁荣和社会进步的同时，存在的风险也不容小觑：我国每年新增城镇人口约1000万，每人所需建筑面积应为60平方米，但目前城镇建设的竣工面积已达每人130平方米，超出一倍多；近年来，全国土地出让每年平均达660万亩，合理的城镇用地增长系数应为1.12，而我们却达到了1.91，已对有限的土地资源提出严峻挑战；一些城市在建设中互相攀比，急功近利，公共工程建设跟不上城市发展和城市人口的增加，一场暴雨就能带来较大的灾难，造成交通瘫痪。

资料显示，改革开放以来，通过低价征用制度，从农民手中转移的利益约有15万亿人民币，而卖地补偿给农民的不到其中的5%。土地问题已成为农业税取消后，影响农村社会稳定和发展的首要问题和焦点问题。而与此同时，一些城市地域却在急速扩张：小城市希望变成中等城市，中等城市希望变成大城市，大城市希望变成特大城市，甚至是“世界城市”。

现在，我国城市已呈现明显的“三元格局”：一个是城市居民社会，一个是城市失地农民社会，一个是漂泊于城乡之间的农民工社会。城市不仅要解决自身问题，也面临农村和农民问题。如果片面追求城市化率的数据与政绩，任由问题累加，让城市化徘徊在改革的半程，表面看牺牲的是农民利益，实际伤害的是国家肌体，随之带来的一系列问题最终要由全社会埋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