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困是世界几乎所有国家无法根除的痼疾。即使美国也有大量流浪汉，1/7的人生活在美国的贫困线之下。历史告诉我们，国家的努力对消除贫困至关重要，但国家对解决贫困问题又是包办不了的。打个比喻，它相当于反贫困战争的“空中支援”。贫困人口的自身努力，永远是战胜贫困最终起决定作用的“地面进攻”。

　　美国人类学家阿瑟·刘易斯早在1959年就提出“贫困文化”的概念。它特指贫困人口对其处境的宿命感，以及对走出困境的文化惰性。破解贫困文化，是中国加强物质扶贫的同时切不可忽视的。甚至，精神扶贫也许应当走在前头。

　　试想三十几年前，中国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大贫困户”。我们从发达国家得到一些援助，但真正帮这个国家走向脱贫的，是改革开放的观念转换。在此之前我们安贫乐道，津津有味地过着与世界潮流格格不入的生活。但转眼之间我们就变了，成了全世界最拼命工作、也最会挣钱的人群之一。

　　其实今天中国的贫困人群，有一些是特殊原因所致，也有一些是当年中国的缩影。致贫的主客观原因复杂地缠在一起，社会要做的是帮他们把这些死扣一一解开，并激励他们铲除之。

　　中国的反贫困运动，与中国社会追求公平的思潮形成了对流。如果这两股力量契合得好，就会加快贫困人口在观念和文化上向富裕人口的追赶，社会就有可能围绕这个目标使力。如果二者“对流偏了”，就会导致社会在计算扶贫物资多少才算“公平”时争论不休，扶贫就会成为国家为求社会稳定而息事宁人的手段。

　　中国社会舆论已经复杂化，“公平”越来越不仅仅是社会大多数人的正当愿望，而且渐渐成为一个有力量的政治口号。政治口号的特点都是不仅追求实质的落实，而且要求形式上的一致和正确。它对真正实现公平形成推动和干扰，都是有可能的。

　　中国的反贫困运动一定要让接受救助的人群(除了老弱病残)变得越来越勤奋，越来越有志向，而不是相反，使他们对救助越来越依赖，认为不做自我改变的人生也完全可以过得下去。

　　值得注意的是，要求国家对改变个人命运承担责任的呼声，在中国舆论中近年来不断加强。一些非贫困的、但收入不高的人面临致富困难时，同样有社会帮助和个人努力两个杠杆。如果他们的个人努力更有成效，产生的激励会延伸到贫困人口。如果他们对社会提供帮助的要求不断增多，同样也会向下传递。

　　所以说，反贫困运动成功与否，有赖于整个社会鼓励奋斗的大氛围会给它提供多少支撑。有人提出，今天中国社会谈论“勤劳致富”比改革开放初期少多了。这个提示值得思考。

　　中国有13亿人，越来越多的好运气在这个国家上演，但它们轮到我们头上的几率太小了，我们大多数人还得靠自己。其实很多中国人也真是这么想的。中国今后要做的是，让这样想的人越来越多，不这样想的人越来越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