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员会主任委员陈锡文:“逆城镇化”与“城镇化”相伴相生
城市人对乡村所能提供的需求在增加,乡村自身需要建设的要求在上升,在这种情况下,逆城镇化随之出现,这是一种相伴相生的现象。实现现代化强国,城镇化和逆城镇化都要有针对性鼓励和推动,让两者共同发挥作用。
上海交通大学城市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士林:“逆城镇化”是新型城镇化的补充形式
我国现有乡镇级建制单位41636个,设有村委会的农村为58.9万个,它们既是大多数新城市人的“乡愁”所系,也是约1亿人就近城镇化的“空间”所在,乡村建设已成为我国新型城镇化和现代化建设各种矛盾和问题的结合部和焦点,关系到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现代化进程的质量。
现代城镇化进程在近两个世纪以来势如破竹地席卷全球,但由于人口和资源的过度集聚带来“城市病”,在一些阶段和一些局部出现了人口和资源从城市到农村的逆向流动,通常把这种现象称为“逆城镇化”。
中国的“逆城镇化”是城镇化进程的一种必要的补充和调节。一方面,近年来“城市病”进入集中爆发期;另一方面,持续多年的新农村建设、美丽乡村建设、特色小镇建设等极大地改善了农业地区的基础设施、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公共服务等,在大城市周边和一些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较高的农村出现了“逆城镇化”现象。
但是,无论从世界城市化的总体格局和历史进程看,还是就我国目前“逆城镇化”的体量和程度而言,我国的“逆城镇化”现象只是新型城镇化的一种补充形式,不可能根本上取代“城镇化”。
片面夸大“逆城镇化”的言论和方略,甚至以此来贬低城市、否定城市化的言论和做法,是片面、有害的。大城市的发展有助于推动中小城市经济、乡村经济的升级换代,综合解决城乡矛盾。
逆城镇化不等于反城镇化,乡村振兴也不等于否定城市。对于城镇化,必须全面辩证地看。任何一种走极端的方式,都可能带来严重后果。历史上有过教训,2005年中央“十一五规划”中首次提出了新农村建设。但人们很快发现:很多新农村建成了和城里一样的楼房,千百年来传承的自然景观、生产方式、邻里关系、民风民俗等,很快地消失。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美丽乡村,在根本上涉及到我国广大农村在城镇化背景下走什么道路的问题。传统那种只顾经济指标而不计环境与资源成本的发展模式,已难以为继,探寻新农村建设或农业地区城市化的新思路和新模式就成为当务之急。
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副研究员谭智心博士: 建设要素互动、区域协作的新型城乡关系
城镇是人类文明进步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标志。城镇化过程会创造出巨大的需求和供给,为经济发展提供强大的推动力量。据经济学家估算,中国的城镇化率每提高1个百分点,将拉动居民消费总额1200亿元。目前我国城镇化率为58.5%,与发达国家80%以上的城镇化水平相比,仍有较大的发展空间。
然而,从中国国情看,单纯城镇化率的提高并不能解决中国的农业农村问题。2017年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倍差仍有2.71,农村空心化、农业边缘化、农民老龄化现象依然严重。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指出,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在乡村最为突出。
总书记今年全国两会上的讲话表明,城镇化固然重要,但乡村振兴也要同步推进,底线是乡村不能衰落,目标是乡村实现振兴,核心是要形成要素互动、产业分工、区域协作的新型城乡关系。要通过完善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创造良好的投资、就业、居住环境;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战略的关键所在,必须形成适合农村地区的优势产业,留住更多人才,让乡村振兴具有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
在我国,县域经济是兼容城镇和乡村特点的最为重要的区域经济。郡县治则天下安,要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推动县域经济的快速发展。要积极推动小城镇建设,通过人口集聚,不断创造出对公共服务和产业升级的需求,对乡村形成良好的辐射带动。
不论是城镇化,还是乡村振兴,最终都要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要让城市和农村居民增强对自身身份的认同感和角色归属感,激发城市和农村居民对城市建设和乡村振兴工作的热情,让城市更像城市,让农村更像农村。
全国人大代表、上海社科院副院长张兆安:逆城镇化于城镇化而言是吐故纳新
总书记的逆城镇化思考,为城镇化建设开启了新思路。逆城镇化于城镇化而言是吐故纳新。借助逆城镇化的力量,既可助力乡村振兴,也可推动解决“城市病”,促进城乡同发展、共繁荣。
近年来,中国城镇化进展有目共睹。然而随着农村劳动力涌向城市,乡村留守儿童问题日益突出,“空心化”“老龄化”逐渐显现。
与此同时,随着农村人口的不断涌入,一些城市、尤其是特大型城市的需求在发生改变。个别城市开始对不符合城市功能定位的产业和人口进行疏解,以减轻人口膨胀和资源环境的压力。
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最需要的是人才。从这个角度看,逆城镇化是保障乡村振兴战略成功的重要举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