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启臻：中国农业大学农民问题研究所所长、中国国际城市化发展战略研究委员会委员

　　我出生在北京房山张坊镇的大峪沟村，父亲是农村小学教师，母亲是全职的家庭妇女。小的时候，生活条件非常艰苦，缺衣少食，但在一个纯粹的、善良的、和谐的乡村长大，养成了我淳朴的性格和坚持实事求是的品格。

　　1974年高中毕业后，我当了四年的农民。上午毕业回乡，下午就被社员们推选为生产队长。当时，人们生活在非常贫困的状态，我们生产队干一天活只有几毛钱的收入，有的生产队甚至只有几分钱的收入。那时候，大家都在探索，怎样才能让人们吃饱肚子。我作为生产队长，也是这样，总想着如何带领农民摆脱贫困，当时的摆脱贫困就是能吃饱肚子，虽然衣服没得穿、房子住的也十分简陋，但这些在挨饿面前似乎都是第二位的。所以，我很理解当时小岗村的农民为什么会按手印包产到户。那是一个极左的时代，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也不要资本主义的苗，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宁可挨饿，也不能搞资本主义，谁搞资本主义，就要进监狱，甚至被杀头的危险。现在有人怀念那个年代，在我看来，那个时代有一个好处，就是大家身材很苗条，不用费心思减肥。

　　其实，每个老百姓心里都明白，只要把地分到自己名下，就能吃饱肚子，就能够多产粮食；只要大家都搅和在一起，就是挨饿。那个时候，因为不敢包产到户，害怕被抓，我们想方设法地变通，悄悄地搞了包产到组。我们生产队只有30多户，每六户分成一组。每组自己决定怎么干，高产了，给国家交完公粮，生产队留完提留，剩下的大家就自己分。小岗村那个时候也是这样：“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是自己的”。只要做稍许这样的改革，农民便爆发出空前的劳动积极性。可惜的是，很快这种举动就让人民公社知道了，刚刚开始的尝试，一个生长季都没下来，不得不终止了。然后，大家还是像以前一样，集体一起干，还是吃不饱。直到1983年北京市实行了家庭承包，农民才吃饱肚子。当时我已经是大学毕业生了。

　　由于当时严格的二元体制下，农民是不允许流动的，只能被束缚在土地上。尽管作为北京郊区的农民离北京很近，想来北京看看也是奢望，很多人活了八十多岁也没来过北京。1978年恢复高考，我才有机会考大学，进入城市。虽然我就在北京郊区，但村里绝大部分人都没来过北京。

　　那个时候，要来北京，外地人需要有县级人民政府介绍信，要有全国通用粮票，才能够离开本地到外地去，农民没有这些，哪儿也去不了，完全束缚在土地上。而农村生活又太苦了，没有电，没有洗澡水，吃不饱，出行困难，也没见过世面，所以，对于每一个农民来说，都想离开农村、离开土地，进入城市。城市的那种繁华、便利，对我们所有人都太有吸引力了。我们那代人，谁逃离了农村，都是最幸福的，梦寐以求的事情，哪怕进城做清洁工、建筑工、火葬场工人，都是被村里人羡慕的。

　　尽管当时的城市条件也十分有限，和农村相比也是天堂了。我刚参加工作时，住在简易的防震棚，家人来北京看我住的防震棚，说还不如回农村，在农村可以盖个大房子。但那个时候，有了铁饭碗，有了粮票，社会地位也不同了，由一个农村人变成了城市人，还是很有成就感的。

　　那个物质短缺的年代一去不复返了，但乡村和城市差别依然存在。城市，永远都会对年轻人构成吸引力，全世界的年轻人大都向往城市，这是一个普遍规律。但是必须看到，乡村不会因为城市的繁荣和对乡村人的引力而消失，因为乡村具有城市不可替代的功能。当城镇化发展到一定程度，城乡会达到一定平衡，像欧洲那样，乡村可能比城市还舒适。最近有句话“城市让生活更美好，乡村让城市更向往”，反映了未来城市和乡村的关系。
               
　　像我这样，当过农民，学习的是农业，大学毕业后一直从事的是农业和乡村问题研究的人可能不多。但是农民的经历和乡村的生活实践，使我对乡村有着特殊的感情，并没有因为在乡村出太多的苦而嫌弃乡村，而是把乡村的印记镶嵌在了骨子里，把乡愁融进了血液中。因此，总想着为中国的乡村、中国的农民和农业做些实实在在的事情，这可能就是我们这些人的社会责任和乡土情怀。这也是我这么多年坚持思考“三农”问题的原因之一。河北农大教授李保国，也是上世纪50年代的人，35年如一日扎根太行山区，为山区群众脱贫致富呕心沥血，奔波忙碌，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天，赢得了百姓的由衷爱戴。中央号召向他学习，中央电视台为他做节目，主持人采访我，问为什么李保国会有这种精神？我说，我们这代人都有这种精神，充满着社会责任感，有很强的事业心，都想为老百姓做点儿事情。我们学者没有权力、没有资金，甚至也没有李保国那样的实用技术。我们这些社会学者凭着一颗赤诚的心，努力在现实和实践中发现问题、寻找规律，为乡村发展、为农民的利益、为农业的健康发展提供我们的智力支持。作为学者，我是崇尚讲实话的。有人说，现在很多学者不敢讲实话，其实不是学者不敢讲实话，讲实话、反映真问题是学者的天性，但是有些学者实在是不知道哪些是实话。因此，要讲实话首先就要知道什么叫实话，所以，探讨事物自身规律，成了我们的追求。李保国就是这样，他是研究果树生长的，每天在山上和果树打交道，对果树生长规律了如指掌。他对当地果农说，听我的没错，不听我的就倒霉。他之所以敢说这种话，有这个底气，就是因为他掌握了规律。我们研究社会问题，研究三农问题也必须掌握规律，有这样的说实话的底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