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其峰：郑州大学综合设计研究院可再生能源应用设计所所长、中国国际城市化发展战略研究委员会委员

　　小时候从记事起，母亲就告诉我，她找过算命仙给我算过命，说我命好，将来一辈子都不缺钱。为了不让我骄傲，尤其是怕坏人抢我的钱，她还特地交代我不要给别人说起。因此，从小体弱多病的我，对我的未来人生却是很自信的，不管做什么，我都坚信我一定能做好，从来都不怕会失败。

　　说是不缺钱，可似乎钱从来都没有现成的。上小学的时候，一到假期母亲就很放心地让我把家里的红薯苗、麦麸、鸡蛋等东西拿到集市上卖。卖鸡蛋可不简单，一路上小心翼翼怕摔烂鸡蛋不说，算账是最难为我的。比如母亲交代我最低卖一元钱8个鸡蛋，可是偏偏有人非要降价到一元钱8个半鸡蛋。我总共才有13个鸡蛋，你说我能卖多少钱？遇到这样的高难度计算题，往往我是涨红着脸，稀里糊涂地就按照对方的思路卖了，回来自然会被母亲一阵埋怨和数落。奇怪的是，埋怨归埋怨，从小学到大学，除了高三冲刺复习阶段，一到假期从来就没有让我闲过，总要让我去干点什么能赚钱的事。在我记忆中，暑假卖西瓜、贩西红柿、红薯换大米、卖白糖；寒假卖甘蔗、卖春联、买糖果瓜子。养成习惯了，我在大学里也没闲着过，四年本科阶段做过五个家教，毕业实习阶段和毕业论文准备阶段还在一家广州酒楼兼职打工。

　　1990年大学本科毕业后，我留校当了教师。当时一个月工资和津贴全部下来只有97元。给家里一些补贴家用，我每个月只有40元左右的生活费。考虑到将来结婚置办家具等费用开支，我觉得单靠工资是远远不够的，于是我就用40元作为启动资金，到郑州市小商品市场以批发价购买小型电器，星期天和晚上到跳蚤市场或街边摆摊出售，一个月下来居然有一年工资的收入。后来的日子里，利用业余时间，做过电视节目播音员、晚会活动主持人、婚礼司仪、纪录片制作人、销售中介等各种零零碎碎的事，虽然一直在清贫的工作岗位上，但是，正如我母亲算命说的，总是不缺钱。

　　2000年我所在的郑州工业大学和郑州大学、河南医科大学合并为新郑州大学，我当时在学校机关做后勤管理工作。考虑到三个学校合并最不缺干部，我就主动要求调到郑州大学综合设计研究院，与其他几位同事成立节能所，利用研究院宽松的经营政策，从意大利引进绿色低碳的水地源热泵清洁能源技术，取代燃煤锅炉和燃油锅炉解决供热供冷问题。刚开始我们做代理、做工程，后来在其产品基础上做改良研发，最后变成我们自有知识产权的产品。有了产品以后，刚开始找广州的工厂代工，后来资金充裕以后我们就购置土地建厂房，终于有了自己的生产企业和遍布全国的销售渠道。

　　然而，好景不长，随着国家对水地源热泵这种清洁可再生能源技术的补贴和大力提倡，我们工厂成立后的短短三年左右，全国就涌现出大大小小四百多家同类企业。残酷的竞争使我们的市场拓展效果和产品利润率都逐渐下降，为了收回之前的投资，我们趁着企业尚能正常运营，很快就寻找机会将工厂出售给了国外的投资机构。

　　工厂出售之后，我们将原来的节能所改组为可再生能源应用设计所，针对国家的绿色低碳环保政策，面向社会提供各种可再生能源技术的研发、设计和技术服务工作。为了能够大力推广应用各种可再生能源技术和绿色建筑技术，我于2013年加盟了一家已成立近20年的国家壹级资质的机电设备安装总承包企业——鸿大工程有限公司，担任执行董事总经理，将企业传统的中央空调安装业务，调整为绿色建筑技术集成业务，涵盖装配式绿色房屋、清洁能源投资运营、低碳工业清洁生产和机电设备安装工程四个板块。为了解决企业技术团队人员不足问题，我们采取专项技术外包的方式，通过外聘专业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服务；为了解决业务信息不足的问题，我们联合一大批中小微工程企业，采取工程项目股份化众筹的方式，通过不同专业之间的信息共享和“项目首功”利益分配机制，使上下游合作企业的资源和项目资源都能得到最大程度的价值最大化。由联合自然而形成了一个绿色建筑工程领域的资源对接平台—绿建会（微信公众号）。绿建会以国务院2013年颁布的《绿色建筑行动方案》为指南，正力图成为政府的智囊团、企业的加油站、民众的科普园。

　　我们正处在旧境临破未破、新境欲立未立之时，蛮干与实干共存、泡沫与理想齐飞。明是纷乱不堪，暗是生机勃勃。我母亲总结自己一辈子的生存之道是“想办法找事做”，中央政府提出“大众创新、万众创业”，我看其实都是一码事。只要全中国的老百姓都能想办法找事做，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和咱中国人的吃苦耐劳精神，家家户户都过上富足、安康的幸福生活应该能成为指日可待的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