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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生,一生的责任
时间:2016-08-16 10:05:00  来源:城市化杂志  作者:顾长锐 

  “砸锅卖铁也要上学”

  我出生在兄弟姐妹众多的大家庭。上世纪50年代,我们兄弟姐妹已是10人,还有奶奶和父母亲,这么一个13口人的大家庭,全靠父亲微薄的工资收入作为家庭的经济来源,生活的困窘是难以想象的。

  我作为兄弟姐妹中的老大,有责任尽早参加工作,以缓解拮据的家庭经济状况,改善朝不保夕的家庭生活。看到我们家的生活,亲戚们也力劝我的父母:不要让孩子继续上学了,让孩子赶快参加工作,支撑家庭经济状况吧。对于我们这个大家庭的困难,亲戚们有目共睹,都为我们着急。

  在我们上学读书的抉择上,父亲是有远见的:只要孩子有能力,就要上学。那时候父亲常常对我们进行“思想教育”,与我们彻夜长谈,鼓励我们努力学习,树立理想,增强信心。他说:“只要你们愿意上学,家庭再困难,砸锅卖铁也支持你们上学!”父亲坚定不移的信念成为我们学习的强大动力,兄弟姐妹们都能自觉地努力学习,并且成绩优异,很让父母亲欣慰。直到今天,我们仍然对父母亲当时的勇气和决定充满了感激和钦佩。

  1956年,我初中毕业。学校评定我为“三好学生”,保送升入高中。那时候,很多同学的家庭都不富裕,家长都希望孩子初中毕业后上中专。可当年国家号召大家考高中,然后上大学,为国家培养有用的人才。学校召开了毕业班家长大会,让我父亲表了态:响应国家号召,鼓励孩子上高中。

  尽管这样,我也看到了父母亲为支持我们上学已是殚精竭虑,承受了难以想象的困难,看在眼里,泪在心里。1959年,我高中毕业,决定不考大学,参加工作。我在班上有几个对文艺有共同爱好的同学,打算到歌舞团去。毕业考试后,班主任刘老师通知我,市文化局已来通知,要我们几个同学到文化局报到。我真是喜出望外!因为到歌舞团去,先当个学员每月也可有十几元的收入,这在当时来说,对家庭的经济是雪中送炭啊。再说,我们几个同学一直是班上和学校的文艺骨干,我们喜爱文艺工作。但当我把这个消息告诉父母亲时,遭到了他们的强烈反对,因为这不符合父亲对我的期望。无奈,我还是参加了高考。和我一同报考歌舞团的其他三位同学后来都走上了文艺的道路,分别进入江苏省歌舞剧院和话剧院。

  在填报志愿时,父亲嘱咐我只填报苏州医学院。父亲说,我上大学,家庭在经济上的支持已经无能为力了,苏州有我二姨夫和二姨妈,他们还都在上班,并且没有子嗣。另外,他们老两口为人谦和,心地善良,一定会对我多加照顾的。当年,凭借优异的成绩,我如愿考上了苏州医学院医疗系,开始迈向从医之路。也像父亲所希望的那样,在苏州上大学的五年期间,我亲身感受到了姨妈、姨夫所给我的家庭温暖。

  大学中的成长

  进入大学是幸福的。进入苏州医学院是令我向往的。

  在大学里,我接受了党对大学生的红专教育,响应了毛主席“向雷锋同志学习”的号召,立志努力学习,全面发展,做又红又专的祖国有用人才。在学习中,我认真听取每一节授课,记好笔记,做到当日学到的知识当日消化。在学习方法上,坚持理论联系实际,触类旁通。在各种考试前,我和几位同学会在一起讨论重点内容,我做中心讲解,做到充分理解,增强记忆,提纲挈领,重点掌握。这不仅提高了我的学习效果,也使得同学学习成绩有所提高。1963年,学院举办“学雷锋,勤奋学习展览会”,展示教授的教案和勤奋学习的学生事迹,我的事迹和照片也展示在展览会上,我的课堂笔记成为会上的展品。

  大学期间,学院的社会活动给了我锻炼才能的机会。我一直担任团支部宣传委员,从大学二年级又兼任学生会宣传部副部长、学院广播台台长,我还经常编演文艺节目、编写黑板报,在苏州市大中专院校革命歌曲演唱会上,担任全场串联词的朗诵,配合文娱部组织代表学院演唱“国际歌”,担任指挥……这些社会活动提高了我的组织能力、协调能力、语言技巧和处理问题的能力。所以,我认为学生时期在搞好学习的前提下,适当地参加社会活动,对于自身的成长和锻炼是有所裨益的。同时,我也感到,大学生活,无论在一般知识、专业知识、工作能力和思想品德成长等方面,对于一个人来说,都是人生最重要的成长期。

  要做个好医生,首先要做个好人

  1964年,我在苏州医学院完成了全部学业,被分配到唐山开滦煤矿总管理处(即开滦煤矿)一所医院。

  尽管远离家乡进入煤矿医院,但是,能够走上医生这个工作岗位,可以用自己掌握的医学知识和技能为工人服务,让我有一种自豪感。再者,我也终于能够帮助父母亲缓解家庭经济的拮据了。

  虽说是在医院工作,第一年的实习期却是下井跟班劳动,“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我跟随老师傅挖煤、运材料,参加现场抢救工作,处理生产过程中的小伤小病。通过劳动锻炼,我熟悉了生产环境,了解了生产环节,掌握了煤矿工人的伤病因素,为日后诊断和治疗疾病丰富了感性认识。更重要的是,在目睹了煤矿工人劳动的艰辛和付出后,我对煤矿工人的伟大和光荣有了深刻的理解,也让我在后来30多年的医务工作中,与他们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和煤矿工人交上了朋友。

  实习的下半年,我到医院做护理工作。医生的工作和护士的护理工作是医务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从事护理工作中,学习、掌握护理知识和操作技术,充分理解护理工作在治疗、预防和康复等方面都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这为我的成长——日后无论做医生、做科主任乃至做院长都受益匪浅。

  我始终认为,要想做好医务工作、成为好医生,首先必须做个好人。我们这一代医生是在党的长期思想教育下成长起来的。所以,在我的从医生涯中,我一直把“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牢记在心里,病人的病情就是命令,病人的需要就是我的任务。这样的理念,让我在中毒性痢疾合并感染性休克的病人亟需血浆时,当场献血;担任科主任时为高血压合并脑血栓形成的病人抠大便;为抢救“阵发性心室心动过速”的病人连续工作34个小时,直到病人转危为安方回家休息,睡了一天半才缓过劲来;为抢救“表皮松解症”合并3次败血症的病人,半个月不下班、不回家……在煤矿医院的30多年,我抢救过无数的病人,期间虽然辛劳,但每次看到病人转危为安,心情却是无比愉快的。

  让医生成为“人民的医生”,让医院成为“人民的医院”

  前不久,魏则西之死在网上成为热点。魏则西所患疾病是滑膜肉瘤,这是一种恶性肿瘤,就目前医学对癌症的治疗水平看,治疗效果极差。不要说他在武警医院治疗,即便到世界最有名的肿瘤专科医院,也未必能治愈。但是,为什么引起如此大的舆论轰动呢?作为一名医生,我认为,问题在于武警二院把所谓的“生物治疗”科室承包给经营理念和经营方法都明显脱离医院使命感的莆田医院。

  莆田系医院是莆田人组建的民营医院团队,他们的经营理念就是唯利是图,所以莆田系医院的恶行在医疗市场是有目共睹的,形象也是负面的。他们对魏则西使用的CIK细胞免疫疗法,采用虚假宣传,说是“与美国斯坦福医学院合作”,拉大旗、作虎皮,事实上也为斯坦福医学院所否认。另外,他们夸赞这种不可靠的治疗方法具有对癌症良好的治疗效果,导致魏则西把生的希望完全寄托在他们的治疗上。对于魏则西所患疾病,实质上延误了治疗时机,于是,钱被榨干,生命不保,造成人财两空的惨剧。

  另外,从我在公立医院和民营医院从医多年的经历,我感到,欺诈患者是当今每一家民营医院和部分公立医院普遍存在的现象,过度检查和过度医疗就是欺诈患者的手段。他们往往通过采取“一哄二吓三推责”的程序,抓住每一位求生心切的病人,实现金钱利益的最大化。所以,魏则西之死反映出的是人性的泯灭、医务人员道德的沦丧。这也提醒我国各级医院,必须端正医院的经营理念,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而不是为金钱服务;加强医院管理,加强对医务人员的医德教育,千方百计地急病人所想,视病人为亲人,认真负责,合理诊治,让医生真正成为“人民的医生”,让医院真正成为“人民的医院”。这样,医患矛盾才不至于这样尖锐。

  至于百度,在我看来,也不可否认塞责,认真整改、加强管理是其应该做到的。
          
  忆往昔,峥嵘岁月。转眼间,我从医已经50余年。医生的工作,我没体会到什么“高尚”,更多的感悟是一生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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