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大，北京大城市病的问题逐渐显现，为此北京近年来提出多种政策试图解决这一问题。近日闭幕的中共北京市委十一届八次全会表决通过了关于制定北京市“十三五”规划的建议，其中就提出，“十三五”期间，北京要有序疏解非首都功能，集中力量在通州建设市行政副中心，将人口规模控制在2300万以内，加快缓解交通拥堵，加强城乡基础设施建设，提升精细化管理水平。

    控制人口是大城市经常提及的一项公共政策，一般而言，提出这项政策都有几乎一致的理由，比如城市规模膨胀，交通拥堵，公共服务压力过大等。北京市委书记郭金龙就直言，“北京发展最突出的问题是人多”。生活在大城市的人都能感觉到人多带来的诸多不便，这也因此提升了“控制人口”这一政策的舆论好感度，尽管部分人的利益会因此受损，但它仍然会受到不少人的支持。舆论的支持对于政策的开展至关重要，但是，对于官方而言，在控制人口政策落地前，摆在面前的主要是一些具体的技术问题，比如多少人口才合适？再如，若要通过控制人口来缓解大城市病，又该采取何种措施？

    一座城市多少人口才合适，这是一个不易回答的问题，不仅不同的城市有差异，同一座城市不同时期对于人口规模的理解也有变化。过去百万人口就算大城市，如今中国百万人口的城市越来越多，一线城市千万人口早就不是新鲜事。从这种变化不难看出，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城市管理的改善，城市所能容纳的人口规模也在扩大。过去大城市尽管屡屡提出控制人口，但并没有因此改变人口流入的趋势，而且事实证明城市遭遇的人口压力也没有想象的那么大，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过去人口控制政策失效，也提醒我们重新理解所谓的人口压力。

    人口的聚集对于城市的发展至关重要，学界对于该不该控制人口至今仍存在分歧，有学者就认为，人口压力并不会直接导致大城市病，北京目前大城市病的主要原因是规划失误和管理不当。站在外来人口的角度看，如果城市规模过大造成通勤时间太长，城市对于他们的吸引力肯定会随之下降，也就是说，即便不通过行政手段控制人口，人口也不会一直增加。这是经济学规律的必然结果，北京就业机会再多，如果生活成本过于高昂，也会有人选择离开，他们可能会去到其他大城市。所以，控制人口规模首先应该通过市场调节，让人们自由选择去留，这显然是控制人口的前提。

    对于遭遇大城市病的北京而言，控制人口如今有了相对充分的理由，接下来就看具体的措施。过去北京已经做了不少工作，其中严格的户籍政策尤其受关注，外来人口申请北京户籍难度之大可谓众人皆知，不仅如此，外来人口在教育这类公共服务上也受到严格的限制。可以说，为了控制人口数量，北京动用了大量的限制性公共政策。但靠行政力量来控制人口显然不是长久之计，从目前的政策趋势看，户籍制度松绑为期不远，即便是在当前的户籍制度下，各大城市也在入户政策上越来越宽松，至于异地高考这种过渡性的公共政策，各地也将相继给出方案，总体来看是逐渐走向教育公平。

    北京今年就城市发展和控制人口给出的思路中，提到的重要一点是疏解非首都功能，即落实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将包括批发市场在内的机构和企业搬迁到北京周边地区。按照规划，北京还将加快市行政副中心的规划建设，概括地说，上述思路主要通过改善城市规划来调节城市人口。按照官方的说法，控制人口主要靠“控”与“疏”双管齐下，“控”的方法过去用了很多，今后这方面的政策空间显然越来越小，北京今后必须重视“疏”。无论控制人口有着怎样的正当性，北京这座现代化城市，必须在公共政策上保持足够开放和包容，才能保证持续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