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同村不同组，但两屯距离不过二三里地，三爷的家又处在村头，几乎遥遥可见。

　　三爷在老家的乡村绝对是一个异数，即使在人民公社时期，乡村几乎没有硬化的道路，出门探亲访友赶集，他也会穿一身洁净的衣着，布鞋布袜，一把黑色油纸伞，完全漠视乡民的无论是艳羡还是嘲弄的目光或口气。

　　他家有六个孩子，三女三男，按辈分我依次得称呼大姑、二叔、三姑、四叔、五姑、六叔，五姑、六叔都比我小，小时老觉得很好笑，在家里跟兄弟姐妹打趣从不正经这般称呼，但如果跟父母去三爷家做客，必定规规矩矩不敢造次。因为三爷总是不苟言笑，很是威严的样子。

　　记得懂事起，春节之前家里杀猪，父亲让我独自去请三爷来吃酒席。七十年代初，乡下农民一年难见荤腥，杀猪摆酒席是扬眉吐气的大事，应邀者无不满口应承。当时的小屁孩自然觉得很长脸，到了三爷家门口很高声地喊“三爷！三爷！家里吃酒席去！”从屋里出来的三爷看着我皱了皱眉头，淡淡地说：“别嚷嚷，进屋里等会儿再说。”然后就回身进厨房鼓捣去了，约摸过了十几分钟，才出来问我：“你爸爸也从矿厂回来了？”得到肯定回答后他才说：“那我就过去坐坐。等等我换换衣服就走。”

　　等出门时他说：“我本来不想去的，你们生活那么困难，杀头小猪还摆什么酒席！”我急了：“我家的猪有一百五六十斤呢！”心想母亲好歹是村里称道的养猪好手之一呢。三爷又淡淡地对我说：“跟我来！”领着我到他家猪栏，指着说：“你看看！”我一下惊呆了，猪栏静卧着三头猪，两头大白猪简直就是我从未见过的巨无霸，最小的大花猪也比我家的那头大，“这大家伙得有多重啊？”“400多斤吧。”三爷不露声色的回答。

　　一路上，震惊之余便问三爷家里的猪怎么能养这么大呢？三爷不紧不慢地说，首先得会选好品种，然会才是精心饲养，会精粗饲料搭配，控制成本……我半懂不懂，只是粗略算算，猪肉市场价1.3元一斤，三爷的猪栏里得有一千多元呢。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初，这在我们当地农村绝对是天文数字了。从此我对三爷高山仰止。
后来慢慢长大，还知道三爷会打针抓药，会三字经，能看报纸，听懂普通话的广播，是村屯里最受尊敬的老人。

　　1981年我考上重点大学，三爷爷很是高兴，特意叫上几个叔伯兄弟到家里来庆贺，并送上红包送行，令我没齿难忘。

　　只是唯成分论的年代，被定为富农的三爷从未在生产队的公共事务中有太多发言机会。但因村屯本家姓氏是绝对的大姓，而且小屯人不足百人，各种工作组也几乎从不去他们屯，三爷的威望使他们小屯不论经历什么荒诞的运动，都没有闹出人整人的闹剧，他们屯家长里短的邻里纠纷好像从没有什么大动静，小屯男女老少在乡野间的言行举止也都有不错的口碑。

　　我们临近的一个自然村有一户有名的人家，是大队（后来的行政村）唯一的雇农出身，家有一女三男，除了老大女孩有衣服穿外，三个男孩几乎就没有穿过一身完整的衣裳，最小的上三年级了还光屁股。老两口手脚齐全，几个孩子都挺健壮，但家里的自留地基本撂荒，年年吃劳保。一有运动，就会被政府派来的工作组作帮扶对象，全家人便有些昂昂然。

　　一般村民不敢评头品足，怕惹事，唯三爷教训晚辈敢拿这家人说事，说懒惰成性在什么年代都吃不开。包产到户之后，慢慢地本村几乎所有家庭都修建了楼房，但这家人依然还住在泥糊的棚屋里。

　　三爷的六个孩子或者外嫁，或者去省城工作、务工，只有最小的儿子在家务农，但也在县城开了小买卖，只留一个小孩在家里上小学。

　　前年我回家省亲，特意接三爷来吃饭。已经八十三岁的三爷在席间显得落寞，因为过去凭借自己的见识很容易成为乡亲谈笑的焦点，但现在随便的话题连小孙子都能够从手机和电脑上查出来，然后跟他较劲一番；节庆外出打工回来的年轻人更是显出一副见多识广的“嘴脸”，对三爷的教训不屑一顾。

　　酒席从中午吃到下午四点多钟，三爷便说要回家等小孙子放学。我驱车沿着新修的村道送三爷回去，本想顺便探望其他亲戚，结果整个小屯尽管新修楼房林立，竟见不到一个人。驾车离开的时候，三爷孤零零站在村头相送，有些依依不舍……

　　去年三月，消息传来，三爷病逝。

　　当时想起那天后视镜中三爷有些佝偻而又倔强地站在夕阳里的身影，我潸然泪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