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以来，中国的城镇化发展应该说步入了新的轨道，我们之所以把中国的新型城镇化定性为“新型”，就是要包容、人本，惠及每个人。不只是城市的原居民，还要包括新居民、新市民，要考虑安全，考虑可持续环境的容量。

　　中国城镇化的转型发展，从改革开放以来快速发展的历史特征和转型发展的转型定位可以看到，中国的快速城镇化基本上是工业化拉动的城镇化，圈一片地搞一个园区，吸引很多内地人到这里打工，这样就实现了所谓的城镇化。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外向型的经济、出口拉动的经济、投资拉动的经济基本上是这样一种形式。

　　然而，现在我们的城镇化提出了转型发展，转型定位就是第三产业拉动的城镇化，一种有品质的城镇化。从驱动力来看，原来是工业化拉动城镇化，而转型发展的城镇化显然应该是消费和内需所拉动的。我们的关注点也应该从之前的“圈地”转为“圈人”。发展的重心，原来是城市建设为中心，而现在则应该是给县城一个发展的机会。从城市体系上看，以前的发展史是以大城市为导向，发展超大城市，而现在转型发展就应该简单、分散。

　　现在大家都在讨论京津冀协同发展，为什么要讲协同发展？就是在城镇化发展过程中，我们的导向和发展模式出现了一些偏差，我们利用行政权力集中的优势，对优质资源造成一种绝对的垄断。据卫生部、国家卫计委测算，北京已经成为了全国的看病中心，每天来京就医的人口有70万，一年就是几千万。

　　我们能够把长江的水千里迢迢调到北京来，为什么不可以把人、产业调到丹江口去？如果我们的思维不转变，“城市病”是不能够治本的。

　　要真正实现疏解功能，实现均衡发展，新型城镇化需要新“三线”建设。当年毛泽东主席提出“三线”建设，让优质的工业、教育资源向内地输送，使得城镇化和产业的布局得以均衡，这是老“三线”建设。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快速城镇化基本上是沿循工业化拉动城镇化的路径，由此带来的问题可以通过新“三线”建设来疏解。

　　新“三线”是什么概念呢？在我看来，主要有三方面内容：第一，优质资源由东部向中西部转移。假如将清华大学搬到西北的话，将造就一座50万人口的城市。这就像国外的斯坦福、哈佛，它们也是一个学校一座城市。没有必要将资源都集中在一个地方。

　　第二，资源由一二线城市向三四线城市转移。现在一二线城市人满为患，拥堵难解，而三四线城市却发展乏力，没有生机。

　　第三，资源由特大城市、大城市向中小城市、乡镇转移。现在我们的城市越来越大，而乡镇发展没有活力，没有基础。如果实现这样一种新的“三线”建设格局的话，那就表明京津冀一体化需要超出京津冀。

　　怎样才能实现新型城镇化呢？实现新型城镇化需要有资源疏解的均衡配置，需要我们有城乡融合的体制机制保障，需要我们“托拉并举”。“托”，就是对农村要有基本的生产保障，让农业成为一种体面的工作，一种比较有收益的产业和就业机会，使得农村生活也成为一种有品质、有尊严的生活。“拉”则是指资源均衡配置，把资源疏解出去。

　　另外，新型城镇化还需要一种认知的转型，需要认识到环境的刚性约束，在新型城镇化、新型工业化、农业现代化、信息化这“四化并举”之外加上绿色化标准。只有这样，我们的新型城镇化才能叫作“新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