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在贵阳举行的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年会上，深圳市规划和国土资源委员会巡视员、中国工程院院士郭仁忠表示，中国城市规划存在严重失控问题，不少城市热衷于规划新城、新区，导致不少“空城”、“鬼城”的出现。国务院一项关于12个省会城市和144个地级市的一项调查也显示，省会城市平均一个城市规划4.6个新城（新区），地级城市平均每个规划建设约1.5个新城（新区）。要达到这些新城、新区的预期规划目标，总共需要住进去34亿人口。显然，中国新城（新区）的水平已经严重失控。

    有观点把“空城”、“鬼城”的弊病，归结为“大城市化”。但我认为，分析“空城”、“鬼城”的兴起，未必要从大城市身上求解，需要关注的可能是中小城市本身的发展，特别是县级城市，因为它们与农民联系更密切。

    城市的兴起，从经济原理上来说，是因为扣除生活成本之后的净收益的提高。比如，当分散居住的人们聚集在小区，不但铺设自来水、电线、电话的成本大大降低，物业、绿化、康乐设施也因为分摊机制而变得便宜，专业化的分工也变得可能。所以，最终决定城市大小的，是在市场机制下人聚集起来以后，生活水平到底是提高了还是降低了。
这个道理，其实很朴素。依据我们的生活经验，出现“空城”、“鬼城”的地方，都是二、三线城市。真正的一线城市，绝对不会有“空城”、“鬼城”，恰好相反，北上广周边，哪怕因距离遥远成为“睡城”，也绝不会是没有人居住的“空城”、“鬼城”。所以，把“空城”、“鬼城”归结为“大城市化”并不妥。

    如果说34亿的人口规划新区，是地方新区之间竞争的结果，那么，这中间的胜者，恰好是大城市周边的规划，而非三、四线城市或县城的新区。比如，据媒体报道，某一个西部省会城市提出建3个新区、5个新城，总面积是现有建成区面积的7.8倍。虽然这样的规划显得不切实际，但比起同个区域的县级城市的新区，仍然是有吸引力的。以此类推，如果城市化真正是市场化的，那么，人们的选择会非常明显地流向真正的大城市，从而抑制地方政府的“鬼城”冲动。

    大城市的高度集中，是各种市场均衡的综合结果，是一个人类社会自组织的过程，但它在形式上却是高度偏离均匀的，而计划经济讲究的是生产链上的均匀分配，必然在逻辑上导致地区经济的均匀性。大城市这种高度的偏离均衡与计划经济的平均观是尖锐矛盾的，从而导致“大城市不好”的观点，进而抑制大城市的发展，导致中小城市“空城”、“鬼城”的出现。所以，如果在意识形态上不能正确认识大城市的合理性，中国的城市化发展进程中，还会出现更多的“空城”、“鬼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