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欧城镇化伙伴关系高层会议·向可持续城市转型分论坛于当地时间6月29日在欧盟地区委员会大楼成功举行。来自欧洲和中国的60多位政界人士、企业家、金融家、专家学者和社会活动家出席。与会代表就 “向可持续城市转型”分享了中国和欧洲的案例，讨论了《共同责任倡议书》，并表彰了在可持续城市转型方面做出贡献的城市、企业和基金会。

　　Boris  Essender：积极支持中欧城市间的交流与合作

　　身  份：欧盟地区委员会秘书长内阁成员  

　　参与全球议题是欧盟地区委员会的重点业务，也是我们热衷于推动城镇化合作的原因。自2012年“中欧城镇化伙伴关系”启动以来，我们就积极参与和支持，以期推动可持续城镇的发展，并寻找共同问题的解决方案。

　　欧洲的城市与地区都非常支持“中欧城镇化伙伴关系”。值得强调是，这些城市与地区在中欧合作项目中都是至关重要的参与者，比如在城市结对、基础设施建设、战略投资等方面。

　　如大家所知，地区委员会是欧盟另一个创意项目的支持者，即2008年创建的《欧洲市长公约》。地区委员会为该公约提供完全的机制支持，包括在地区委员会的成员中推广《市长公约》项目，合作组织活动，并通过地区委员会或欧盟其他机构的联系，为《市长公约》提供政策支持。事实上，地区委员会的大多数成员都是《市长公约》的缔约者。

　　《欧洲市长公约》是一个自下而上且行之有效的创新模式，是欧洲的成功模式之一，让我们进一步探索《市长公约》模式，或许它能够为中方伙伴提供一些借鉴。多元治理在该模式中体现了它的价值，并与市长的自治需求一起发挥作用。

　　我们非常赞赏“欧洲绿都奖”表彰埃森市在所有环保领域取得的成就和承诺，包括垃圾、水、噪音、空气、生物多样性等。我们同样赞赏今年首次颁发的“欧洲绿叶奖”，该奖项面向欧洲的小型城市。西班牙的莫勒德瓦列斯市（Mollet del Vallès）和葡萄牙的托雷斯拉什市（Torres Vedras）是2015年首届“欧洲绿叶奖”的获奖者。该奖项表彰了这两个城市为实现更好的环保成果所进行的不懈努力，尤其体现在绿色增长和创造新就业机会等方面。

　　《城市议程》将是2016年上半年欧盟理事会荷兰轮值主席国优先推行的计划。该计划将通过正式的《阿姆斯特丹宣言》推出欧洲城市的议程，其优先事项和工作方法将于2016年3月13日签订。为筹备《阿姆斯特丹宣言》，荷兰政府将发布清晰的路线图。根据路线图，地区委员会将在未来几个月为《阿姆斯特丹宣言》提出独特的观点。自从地区委员会出版了《多层面治理白皮书》以及2014年4月采纳了《多层面治理宪章》后，地区委员会更强调在欧洲建立新治理模式的重要性。该模式不仅基于多层面，强化政府间合作，还扩展到所有利益相关方的可操作性合作关系。

　　我期望地区委员会能够为未来地区与城市间的交流、合作、经验推广、传播提供支持。地区委员会是欧洲政府与公民之间的桥梁，将向更多机构及其成员、城市、地区和公民传播这个信息。

　　金德钧：为交流中欧城市化理论与实践做贡献

　　身  份：原建设部总工程师、中国国际城市化发展战略研究委员会主任

　　中国国际城市化发展战略研究委员会（简称城市化委员会）是中国城市化研究领域的第一个民间组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科学技术委员会、国土资源部科技专家咨询委员会指导下，联合官、产、学、研、资、媒等资源，构筑了城市化发展战略研究、产业研究，城市规划、社会建设研究等多领域的智囊服务互动平台。

　　城市化委员会从成立伊始，八年来，始终倡导“让中国的城市化造福全人类”和“为中国的城市化提供智力支持”的理念，坚持以人为本，坚持提高城市化的质量，为城市化的可持续发展努力开展工作。

　　我们启动了《中国城市化率调查报告》，对中国1949年以来的城市化发展历程与变化规律进行了系统研究，首次以中国非农人口占中国总人口比例发布城市化率。我们这样做，一是填补了中国城市化研究体系中的一个空白，更重要的是对中国的“半城市化”现象展开了深入的研究，揭示了中国城市化发展过程中“半城市化”现象存在的内在规律与特征，为国家有关部门推动城市化健康发展提供了科学的决策参考。以2012年为例，中国的常住人口城市化率达到52.27%，而户籍人口的城市化率只有35.33%。也就是说约有2.32亿人虽生活在城镇被统计为城镇人口，但在身份认同、社会保障等方面却游离在城市之外。

　　我们开展了《中国城市化质量评估体系》研究，强调中国的城市化应关注民生，重视城市化发展的质量。我们从转移人口市民化、城乡统筹、生态文明和经济发展等四个维度来构建相关指标，充分考虑我国各地城市化发展基础和模式的特殊性，摒弃宽泛、笼统及不直接相关的评估指标，受到各界的高度关注和一致好评。

　　我们持续开展了城市化典型案例研究，建立了案例库，重点关注在中国快速城市化进程中解决产业转型发展、产城融合、就地城市化等问题，还特别注意了在文化教育、生态环境保护、城乡垃圾与污水无害化处理，以及政府引导、发挥社会公益力量搞好社会建设、乡村建设等典型案例，迄今积累的典型案例已达50余个，如山东省德州市的两区同建、湖南省长沙县的产城融合、重庆市巫溪县的社会建设、湖北省武汉市的基础设施综合设计施工、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的社区治理等。

　　城市化委员会始终坚持“身份独立、研究专业”的立身之本，秉持以公益性、民间性、建设性、开放性为特色，与国内外城市政府、专业研究机构和各行业企业展开了广泛的战略合作。依托中国城市化国际峰会、中国城市化论坛两大主流高端活动平台，总结挖掘中国城市化的典型案例、贡献力人物、影响力机构以及优秀农民工代表，通过新闻媒体专委会、《城市化》杂志、城市化网、城市化委员会微信公众号等媒体平台，大力宣传推广，为交流国内外城市化理论与实践经验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对于城市化委员会而言，今天能在这里与世界各国的代表们交流、发表意见，十分荣幸。这也充分表明欧盟非常重视中国民间的城市化智库参与中欧城市化领域之间的对话，这种开放、专业和深层次的交流与对话，必将能更好地支持和推动中欧城镇化伙伴关系向前发展，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民间智库必将在推进城市化健康发展方面发挥应有的历史作用。

　　亚历山大·冯·史威林（Alexander Graf Von Schwerin）：中欧的城镇化都面临土地资源管理不善和环境污染问题

　　身份：欧洲经济社会理事会成员、欧洲中国联络小组主席

　　我认为，欧洲和中国在过去60年的发展方式，都导致了农村地区遭受损害。欧洲和中国都面临城市扩张和土地资源管理不善以及环境污染等问题。自2007年起，欧洲经济社会理事会就一直关注着中国。我们一直努力通过圆桌会议、合作机制（如可持续城镇化伙伴关系）等方式，与中国建立互信的合作。

　　2012年欧洲经济社会理事会在杭州举办第11届中欧圆桌会议时发布了《控制城镇化进程与可持续发展的挑战》的承诺，现在看来意义仍十分重大。我们不仅把城市描绘成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还阐明了新城镇化的工具，该工具综合了交通、能源、公共消费系统的规划和技术标准。在这里，我想强调我们面对的两个重要挑战。第一个挑战，为了在全球层面（包括城镇化发展方面）根除贫困、消除不平等、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新模式，中欧需要一个协调路径，以建立2050年后富有雄心的框架；第二个挑战，在贸易谈判以及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吸引力的背景下，中欧双边投资应当包含可持续发展标准。这关系到诸如强占土地等问题，而这些问题影响着城镇化的进程。 

　　我们相信，民间社会可以督促可持续发展标准介入各种投资协议。我期望今天的会议能够把这个问题纳入讨论的范围。

　　伊夫琳·海特布鲁克(Evelyne Huytebroeck)：欧洲、中国或中欧合作过程中的多元治理合作

　　身份：布鲁塞尔议会议员，国际地方环境理事会以及能源城市副主席，原布鲁塞尔首都地区环境与能源部长（2004 —2014）

　　我最开始的挑战是让布鲁塞尔成为可持续城市，我之所以说“成为”，因为当我2004年走马上任部长一职时，布鲁塞尔完全是另外一幅模样。我们必须做出表率，因为布鲁塞尔是比利时最大的城市，不仅是比利时首都，也是欧洲的首都，更是许多国际组织、跨国公司和代表机构的所在地。

　　只有雄心勃勃的计划、美好的意愿和热情是不足以实现转型目标的。我从众多的案例中挑选了一个最具代表性、也是取得了实际成果的案例与大家分享——可持续建筑业：就业与环境联盟在布鲁塞尔，建筑占温室气体排放的70%，这就意味着它是节能减排、向无碳社会转型的重要战略。于是，我们的第一个目标锁定了可持续建筑业。2015年我们强制所有新建筑必须满足被动式住宅的标准，实现能源零消耗。到2020年，预计布鲁塞尔将需要新建房屋7万套。

　　建筑业是一个重要行业（布鲁塞尔拥有25000名从业者），对可持续建筑施加新的商业条件（如隔热、再生能源、取暖和通风等）可以为年轻人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

　　我们于2009年成立了可持续建筑业——就业与环境联盟。通过这一项目，我们提高了住房隔热的标准，降低了能源支出并且创造了一些长期岗位。这有益于保护地球、减少支出和发展经济。

　　我们鼓励建筑公司采用可持续的建筑方式，响应能源和环保政策，并获得政府的补贴。我们把本区域内能够帮助提供可持续建筑服务、能够找出问题并提供对策的所有建筑商都召集在一起，他们一共确定了44项行动，超过110家的公共和私人机构参与了这项进程。我们组织了8个讨论组，目标是完成8万小时的培训，在未来5年内创造2500个新的就业岗位。

　　从政府决策方面来说，这种联盟是一个全面的革新。这是以一种自下而上的模式，使所有参与者能最大程度地在政府所给予支持的活动中发挥积极的作用。

　　这些参与者包括行政机关、公益组织、专业协会、行业代表和社会伙伴，三个政府部门分别为：经济、能源和改革部。下面列举一些所举办的内容：1.了解市场及相关技术；2.鼓励企业对员工进行培训；3.鼓励研究和创新；4.获得市场认可，引入绩效指标……

　　总而言之，这些行动不仅刺激了可持续建筑的需求，而且还帮助不同主体获得相应的可持续建筑项目，同时创造了就业岗位。事实证明，这是一个双赢的进程。

　　理查德·艾德曼（Richard Elelman）：我们期望能与中国建立交流互动

　　身份：巴塞罗那CTM技术中心基金会公共管理项目负责人

　　作为西班牙研究和发展行业的代表，作为西班牙某市的前市长，我非常荣幸今天能在这里代表“能源城市”做主题演讲。2007年，当我还是个活跃的政客的时候，就同“能源城市”进行了长期合作。“能源城市”是欧洲过去25年发展的最好案例。“能源城市”的概念是25年前提出的，现在它代表上千座城市，上千个欧洲地方政府。因此，当人们寻求建设一个可持续发展城市时，“能源城市”就代表一种理念，一种实际的力量。

　　我不感兴趣出席一些报告会，听人们夸夸其谈一些未被真正实践过的概念，年复一年，主题不外乎能源、水、公共交通、通讯技术、垃圾处理，很难在其中看到一些真正被实践过的案例。今天我很高兴能谈谈“能源城市”，它展现了城市间合作的具体成果，包括公共部门、学术界、商界、公民和环保组织的协同努力，以期作为一个案例，设定一个长远目标。

　　2015年，对世界大多数城市的居民而言，这个长远目标并不在他们所担忧的事项中，因为半数的人认为“我也不会永远都在这，为什么要操心呢？”因此，我们必须培养人们的观念。“能源城市”不懈地参与这些项目，诸如在大众中培养基于长远发展的理念，基于一个自下而上的公民参与和明确的政府架构。

　　如果有了公众意识，公民认识到我们这个世界所面临重要的问题，那么我们就能够达成共识，如果我们能达成共识，那么我们就可以创新制度，依托本地解决方案应对全球问题。今天，中欧代表们齐聚于此，我认为与会的各位必须认识到，只有通过本地区公民的参与，我们才能够讨论全球性的议题。不仅欧洲、中东、美国的公民，世界上所有国家的公民，特别是像中国这样对未来30年全球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影响的国家的公民，都需要参与其中。

　　在此，我由衷地祝贺“能源城市”在各项目中取得的成果。我们现在进入了第二个阶段，那就是：以公民为主导，联合行业和公共机构，通过研究、调查相结合的方式，探寻发展模式，共同行动，创造成果。由于时间关系，我无法详细阐述其中细节，但大家可联系“能源城市”或者我本人。我们期望能与中国建立交流互动，因为，基于长期的经验，我们认为最重要的是城市之间的知识分享。我们应该相互学习和借鉴，只有通过这一方式，我们才能将其投入到实际运用中去。

　　李凤玲：精气神三位一体是城市化发展的关键所在

　　身份：中国国际城市化发展战略研究委员会副主任，北京修实公益基金会理事长

　　我在这里想强调的是，城镇化的发展必须要兼顾各自的个性，要注重时代的特性，要坚持城市发展的可持续性。

　　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经济、社会都发生了举世瞩目的巨大变化。但是由于历史的原因和资源禀赋的种种条件，中国仍然是农业大国，人均收入水平还很低，贫富差别、城乡差距仍然很大，地区发展也极不平衡，所以中国的城市化发展进程也将是不平衡的和渐进的，在这一进程中，农民融入城市的过程是艰难的，甚至是反复的。城镇建设和乡村发展应该是并重的，相辅相成的。文明城市的建设，相对物质城市的建设，将更为艰巨，也将更为重要。相对欧洲的城镇化，这些是中国城镇化的个性。如果不能顾及这些个性，中国的城镇化也就不能发展得很好。

　　在全球互联互通的互联网时代，在全球关注能源可持续性，忧虑气候变暖，恐惧大气环境恶化，并积极协调、采取共同行动的时代，“互联网+”已成为中欧，乃至全球发展的共识。中国政府正在制定“能源互联网+”的行动计划，以及能源互联网的发展战略，包括制定相关政策和标准。由此，基于可再生能源、清洁能源、分布式能源，能够充分体现智慧能源的能源互联网等时代工程，也将成为城市化发展的重要内涵。着眼于低碳发展、绿色发展，这将成为中欧城镇化发展的共同选择，这也将成为中欧城镇化的时代特色。在这方面，欧洲国家，譬如德国，已经取得了一些成功经验。这些经验正在被中国学习与借鉴，也正在指导着中国城镇化的实践。

　　不知道各位欧洲朋友是否看过中国的中医？中医是注重系统工程的，强调治本。在中医文化中所讲的精气神，指的是人体健康，精气神缺一不可。城市建设是比人体更为复杂的系统工程。一个城市要实现持续健康，精气神同样是缺一不可的。当然，这一点与人体有所不同。我认为，城市的“精”就是城市的硬件，是城市的功能和城市建设的质量。城市的“气”指的是城市的经济能力和发展的实力，不同的城市可以有不同的经济结构和经济增长点，但是不能入不敷出，要留有发展的余地。城市的“神”是城市的精神与文化，它是历史的积淀与传承，更重要的是可持续发展的软实力。精气神三位一体的城市发展之路是城市化发展的关键所在。

　　总之，城镇化是一个大的课题，在中国，更是一个复杂的难题。为更加适应中国城镇化发展的大势，中国国际城市化发展战略研究委员会目前正在筹建中国城市化研究院，它将作为更专业的智库和专门的技术机构，连同城市化委员会下设的16个专业委员会，并积极协同各级政府和社会组织，去更有力地推动中国城市化发展。

　　沃夫冈·托布纳（Wolfgang Teubner）：变革需要伙伴关系

　　身份：地方政府环境行动理事会（ICLEI）欧洲网络协调人

　　地方政府环境行动理事会是一个25年来一直致力于城市可持续转型发展的地方政府全球网络。我认为，之所以需要多层次治理和利益攸关者参与的伙伴关系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因为实现可持续发展不仅需要技术技能的转型，而且需要推进社会和城镇区域主流文化的转型。

　　当前，我们正处于多层治理的关键时刻。几个月之后，我们将会迎来气候谈判的新进程，重大的决策将刻不容缓。

　　迄今为止，我们可以看到地方和次国家级政府对该谈判的高度重视，以及他们在保护和适应气候变化所发挥的作用及取得的重大成果。我认为，这也是见证多层治理发挥成效的重要时刻。此外，今年九月，签订全球可持续发展协议的倡议也将拉开，我们希望有一些针对城市地区的特别号召。这很重要，它将向我们展示地区层面协议的重要意义，也让我们看到来自各级政府方面的支持。

　　我想指出的是，如果我们着眼于多元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合作，那么我们不难发现科技发展和创新，以及与私营部门合作是何等的重要。我们看到近期呼吁达成可持续社区和城市的标准化运动如火如荼。这也是一个重要的信号：我们正在向期望签署的共同协议的方向迈进。当然，如果我们确定承诺进行长期的转型与变革，那么我认为，尤为重要的是对变革什么达成共识。

　　骆建华：中国环境问题挑战与应战

　　身份：全国工商联环境服务业商会秘书长

　　中国的环境问题到底有多严重。要看到，中国污染物排放量全球第一。其中二氧化硫占全球26%，氮氧化物占28%，二氧化碳则更高。这么大的污染物排放量，必然使中国环境质量非常糟糕。

　　2013年，中国政府开始对城市做PM2.5鉴定，只有3个城市可以达标，海口、舟山、拉萨，都在中国版图的周边。其余七十多个城市，全部不达标。也就是说，世界卫生组织最低标准PM2.5浓度0.035毫克/立方米，我们都达不到。这样的空气质量给公众身体带来怎样的影响？这是大家最关心的。

　　对于这方面的研究，我们刚刚开始，目前有一些研究成果，在此跟大家分享一下。北京市统计，2001—2012年，十年之间，肺癌发病率上升了50%。另外的研究表明，因为气候条件不同，淮河以北的城市，冬天需要烧煤取暖，其空气污染物比淮河以南城市要重，导致北方城市预期寿命比南方城市短5.5年。中国环境问题到了刻不容缓的危急地步，我们的污染程度已经不亚于当年英国的伦敦、美国的洛杉矶和日本的一些城市。我们把西方国家工业化这条路重新走了一遍。现在中国最大的挑战，是环境的挑战。

　　我们该如何应对？首先，要开创意识金融。央行和国家发改委正在酝酿，要建立国家的生态银行、设立国家的环保基金，用经济杠杆来刺激污染治理。其次，在能源效率和能源结构上，要做大的调整。现在，中国煤炭的利用量达到42亿吨，占全球的50%以上。中国的替代能源补不上，满足不了能源需求量。因此，煤的清洁利用技术就显得非常重要。最后，促进治理模式的革新，譬如PPP模式。对于工业污染治理，我们推荐第三方治理。什么是第三方治理？过去工业企业是自己污染，自己治理。现在可以由环保公司来协助工业企业进行治理。通过这些措施，还有其他手段，经过十年到十五年的时间，中国可能会看到环境拐点的出现。

　　奥古尔·欧奈尔（Zgür Oener）：中国应对快速城市化所做出的努力让人印象深刻

　　身份：Housing Europe城市事务委员会主席

　　住房欧洲联盟是公共合作与社会住房协会、企业的欧洲联合会。它成立于1998年，联合了42个地区和国家的联合会，其中包括22个国家超过43000家公共社会住房和合作住房的供应商。我们的成员机构管理着近260亿间住房，占欧盟现有住房的11%，也就是说欧洲1/6的人口居住在我们成员供给的住房中。住房欧洲联盟的愿景是，让所有欧洲家庭能住上体面且负担得起的房子，这些房子需要符合社会、经济和环境的可持续要求，并且满足人民的最大需求。

　　在一些国家，如英国、瑞典、荷兰、卢森堡等，住房保障远跟不上人口增长的趋势。2009—2012年间，新增社会住房量一直持续走低。由于移民潮、难民潮、劳动移民、人口老龄化和燃料贫困等因素，申请住房的家庭名单持续增长。根据欧盟委员会数据，约5000万—1.25亿的欧洲人负担不起取暖费。这与能源绩效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一些有吸引力城区的高房价直接导致了居住社区的空间分隔。住房政策的确对城市有很大的影响。经济适用房的供给对经济增长、社会保障和环境绩效的影响巨大。根据调研，我们的成员每花1欧元，就能带来高达7—8欧元的后续投资，用于能源或房屋翻新。

　　社会合作与公共住房供应商正在寻求在社会中扩大他们作用的新方法，那就是负责任住房。在欧洲层面上，住房欧洲联盟今年同租房协会和其他利益相关方完成了负责任住房原则的项目。这种住房供给不仅意味着给人们提供一个可供居住和睡觉的地方，而且体现在住房和住房政策可为人们创造一个共同的生活社区。

　　欧洲人对理想城市有一个共同的概念：即紧凑型的城市，融合了多种功能、服务、住房、医院、学校和公共交通，且价格合理；城市空气污染少、绿色空间和运动场所多；同时还应该是安全的城市，且居民关系建立在互相尊重、多元共利共享的基础上，没有空间和阶层分隔的社区。提供优质、可及、价格合理、位置优越的住房是实现这一愿景的关键。但是，城市规划政策，特别是住房政策相当复杂，其实施需要大量的行为体参与，包括规划师、融资机构、住房经营者、协会、居民等。

　　2012年我们应邀参加了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组织的一次欧洲经验分享与中国面对挑战的研讨会。我对中国应对现实问题并克服困境所做出的努力印象深刻。当我听到中国的人口和农民工的数据时，我想与中国相比，我们面临的问题就小得多。中国多年前就启动了负责任住房政策，为居民提供住房，并积极寻求借鉴的样板，这些都让我印象深刻。

　　皮特·朗斯登 (Peter Ramsden)：欧洲也面临“鬼城”的挑战

　　身份：欧洲可持续城市发展项目（URBACT）区域经理，城市化专家

　　欧洲可持续城市发展项目（URBACT）是欧洲最小的合作与交流网络，它由欧盟资助创建，由城市网络组成，旨在帮助城市相互了解政策领域的挑战。除低碳问题外，还包括其他如社会包容性等问题，比如对罗姆人的包容，以及广泛的城市可持续项目。

　　我们致力于在可持续发展的综合方法上进行不断的创新，借鉴了非常广泛的社区内外的专业经验，明确了“谁是城市创新者”的蓝图。城市当局应该明白，广泛的专业知识并不存在于其组织内部，而是来自于外部，这一点很重要。因此，利益相关者的行动方式是根本的。这对我们来说也一样，公民、居民以及企业都是非常重要的利益相关者。如果没有他们，我们在发展城市新政策的背后就没有公众，没有所有权。

　　欧洲和中国的差别并不是很大。例如在爱尔兰的一个“鬼城”，那里的行业发展领先市场，建设了一些不可持续且没有未来的建筑和街区，其中许多已经被拆除，这种现象不仅在爱尔兰有，在6个欧洲国家也出现过。当然，经济危机加剧了这种现象，从某种意义上来看，人们认识到了挑战和必须面对的挑战，但从另一个角度看，我们的需求大于资源。

　　我们围绕3个整合概念来实现合作项目。首先是横向整合，将地方层面与所有其他行动者联合一体；其次是纵向整合，即不同级别的政府、多层次治理之间的合作；第三是区域整合，周边城市之间、相同的城市功能区之间的协调。

　　我们认为，欧洲城市以及世界各大城市都需要建立新形式的领导力。它不应是传统的指挥与控制，比如强大的市长决定所有答案，当然，市长的作用也是适时有用的。我们如何让人们在城市的各级发挥责任与作用，这是欧洲多样化治理制度的一个挑战，同时它也是中国的一个挑战。

　　首尔市长Park Won-soon曾在市政厅前面建了一个耳朵型建筑，意在倾听社区的声音。首尔在如何治理自己的城市上采取了新的透明度，市长领先这样做，倾听市民的想法，了解居民期待他在第一任期中所应该做的。市长不仅赢得了第一次选举，而且连任第二届。

　　当迈克尔·布隆伯格(Michael Bloomberg)担任纽约市市长时,他言行一致，打破层级结构，其办公桌并不比别人大，也不比办公室里别人的办公桌重要，他就坐在自己的办公桌上。坦率地说，只靠命令和控制是不能完成工作的。

　　总之，我们必须融入和参与，必须善于进取。我们需要积极地学习世界其他地方的良好做法，这些做法可以是来自亚洲的，来自世界任何地方的。同时，我们还需要开发获取这些良好做法的方法论，并把它们带回到自己的城市，因为，最后一段里程往往是道路最艰难的一段。我们可以倾听所有伟大的设想，但要落实到工作管理和社区则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卡特琳·萨伐尔（Catherine Savart）：实现可持续城市有赖于多种措施的协同

　　身份：法国威立雅集团项目主任

　　威立雅是一家为城市、工业和公民提供服务的公司。我想谈谈瑞典Boras市成功实现伙伴关系的案例。威立雅是参与这个合作故事的伙伴之一。Boras市距离哥德堡60公里，选择了逐步放弃化石燃料的使用。在20世纪50年代末，欧洲消费处在高峰期，石油供应丰富。在一次环保意识报告会中，该市宣布成立市政所有权公司“BEM”，其任务是负责大范围的公共服务管理，如能源垃圾和污水处理服务。

　　上世纪80年代，该市建立了一个汇集当地官员、学者和企业创意与资源的协会。这个推进可持续发展的伙伴关系旨在使Boras市在2025年实现碳中立城市的目标和找到能源成功转型的解决方案，减少七倍的二氧化碳排放。为实现这个可持续发展社会，Boras市建设了连接到电厂的区域供热网络。起初是燃烧煤炭，而且仅有小部分的生产垃圾被回收，随着技术的不断改进，生产变得更加清洁和高效，并转化为生物质能和煤炭的使用，而且通过垃圾分类获得了生物质能的混合燃料。

　　为了以可持续方式管理区域供热网络的不断需求，他们在夏天使用从废弃物中获得的燃料，秋冬季在这种燃料中混合使用生物质能。化石燃料则可用以满足冬季最冷时期的需求高峰。为了满足高峰需求并向无化石燃料的目标发展，他们建造了一座高80米、容量为35000立方米的能源存储罐——热水存储，这是有史以来欧洲最大的热水储存设施，居民们称之为“热水瓶”坦克，现在它已成为该市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地标。另一个让地方官员满意、也是Boras市发展模式的重点，就是全市居民意愿实行垃圾分类。这种意愿得到旨在提高认识并促进公民责任感的地方政策支持。所以，目前每年只有4％的垃圾被送到垃圾填埋场，30000吨有机垃圾被转化成沼气，成为城市公交车、垃圾车以及出租车的驱动燃料。

　　总而言之，可持续城市的战略依赖于真正量身定制的特定解决方案、整体流动管理，水和能源以及废物与能源之间的协同作用。同时，它也基于把最佳性能技术以最适宜的成本费用实施到服务之中。我们应该考虑以最终用户为导向的解决方案，加上适应的治理方式，以及长期的参与，这一点也非常重要。

　　胡海东：我们致力于推动可持续建筑

　　身份：远大集团驻欧洲代表

　　我来自中国远大集团欧洲分公司，首先，我想请大家观看一段五分钟的视频。本来我准备了两段视频，但是因为时间关系，在这里就只展示其中的一段。

　　这段视频展现的是远大在可持续发展方面的最新贡献。它是一栋57层的楼，建在中国的湖南长沙，远大城的附近，总高200米左右，共有57层。我们现场的建筑工作全部在19天内完成。这个视频的标题就是《每天三层，中国新常态》。现在我们可以看到一些更具体的数据。

　　远大作为一家民营企业，在过去的二十多年中，一直致力于节能环保。我们的企业理念一直是：我们保护生命。这栋57层的建筑，被我们称之为可持续建筑。这对中国的传统建筑是一种颠覆性的创新。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我们非常遗憾地看到，直到今天，这样一栋节能环保、具有可持续意义的建筑在中国市场还处于一个初期的发展阶段。在国际市场，我们最新一笔订单来自缅甸。我们想用这样的方式在那里建一栋100层的楼。但是，在欧洲，我们还没有建成这样的建筑。我给大家放这段视频的目的，是希望借助这个平台呼吁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政府，既然我们的目标是可持续，而可持续发展必须建立在节能环保的基础上，为了我们可持续的最终目标，必须做到节能环保。

　　正如刚才来自巴塞罗那的先生所说，我们不需要太多的讨论，我们需要的是执行。在执行的过程中，作为企业的代表，我想呼吁各国政府能够给予像这样有颠覆性的、创新的节能环保技术和企业以更多的关注和政策上的支持，只有这样，我们的可持续建筑才能落到实处，我们的节能环保目的才能实现。

　　加里托普（Gary Topp）：我们如何建设我们所期望的未来城市？

　　身份：英国布里斯托绿都伙伴关系业务发展经理

　　布里斯托是一座奇妙的城市，人口约120万，被称为自行车城，刚刚被宣布为英国最宜居城市。布里斯托是一个社会企业城市，大家都知道，它是2015年欧洲绿色首都。在布里斯托，我们提出一个很简单的问题：是谁真正建造和改变了城市？是各级政府？还是组织、市民、企业家，慈善机构和城市本身的核心机构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早在2007年，市政府就认识到布里斯托有很多组织都在关切环保的问题，政府邀请了其中12个机构代表坐在一起，讨论城市的未来。这12个机构包括环保组织、大学以及一些大型企业。到了2015年，我们已有830家机构参与进来，关切我们城市的未来，当然，我们没有一张能够容纳所有人的大桌子。此外，我们的邮件联络表中已有超过5000多个人。

　　什么是重要的公民社会？那就是社会创新的空间，就是人们聚集在一起改善他们的街区，街角拥有花园，城市拥有食品街。布里斯托绿都伙伴关系有一个可爱的小故事，它成立于2007年，当时12个人围着桌子说：“我们怎样称呼自己？”欧盟那时已有“文化之都”，但还没有所谓的“绿色之都”，于是大家决定称自己为“绿都伙伴关系”。实际上，这是一个非常有远见的行动，我们非常高兴与市政府一起合作，并最终获得了“绿色城市奖”。

　　我们的“绿都伙伴关系”都做些什么？这是一个对话的场所，是关于城市主要问题的对话平台。它也是行动的空间，我们正在开展数百个项目，有民间社会伙伴引领的食品、能源、垃圾、自然，社会和谐以及公民所期望实现的各种项目。这种社会创新方式往往走在城市政府或欧洲政府做出的决策之前。因此，它已成为推进变革的一个重要机制。我们以承诺和乐趣参与的方式，举办了无数讲座，有时关闭街道，举办城市食品街等各种活动。布里斯托一年要举办许多类似活动，今年的项目更是繁多。

　　作为2015年欧洲绿都庆祝年，我们完全认识到必须深化对话，并提出了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即“我们如何建设我们所期望的未来城市？”这一对话如何在今年晚些时候巴黎举办的COP21发出真正的声音？我们认为，这需要一个新的智识根基，一个由公民社会力量来改变城市的新思维。今年，我们正在与大学探讨这一问题并合作一些研究项目。同时，我们意识到，经过市政府多年来的慷慨支持和帮助，现在到了脱离市政府、成为独立社区利益公司的时候了。大家可以把它看作是慈善的一种形式。我们正在努力，这半年来也在研究如何努力维持我们的架构和网站，并以一个独立的民间组织方式运营。

　　玛尔达·曼切妮 (Marta Mancini)：米兰世博会向世界传递“营养、健康、美好生活”

　　身份：米兰市市长办公室外事部主任

　　我今天介绍的是《城市食品政策公约》，这与《市长公约》的概念颇为相似。它首先由米兰市推出，将在今年10月16日米兰联合国粮食日上由来自世界许多国家的市长（包括来自欧洲和中国的市长）共同签署。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值得在今天的会上作介绍的原因。

　　米兰是2015年世博会主办城市，我在此邀请大家前往参观。这是继2010年上海世博会后又一次举办的世博会。这两个世界博览会的共同点都是围绕城市和可持续发展。2015年米兰世博会的主题是 “滋养地球，生命的能源”，简言之，就是向世界传递“营养、健康、美好生活”。

　　鉴于此，米兰正在制定自己的食品政策，正在与世界其他城市共同倡导一项国际协议，旨在促进世界更多的城市实施基于可持续发展原则和社会公正的食品系统发展道路。该公约涉及广泛的主题，如减少浪费、减少由于食品运输导致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以及食品方面的社会融入问题，包括对城市低收入社区的食品供给，或城郊农户的土地使用权以及农村生产和城市食品需求之间的关联性。

　　我想就《公约》的推出过程做点介绍。从去年开始，我们与许多城市的专家，如上海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举行了多个网络研讨会。这些专家对可能的目标、承诺和倡议进行了讨论，直到一个月前，该公约草案正式提交给了所有参与城市。现在《公约》已传递给世界更多的城市市长。10月16日，它将在“世界粮食日”之际提交给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这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因为我们的市长们在2015年米兰世博会期间设计了这个《公约》，它将是世博会的主要遗产，是市长们的长期承诺，并激励他们在未来的几年实现具体成果。

　　超过200个来自世界五大洲的城市已应邀加入这一进程，并出席10月16日在米兰举行的城市粮食政策市长峰会。城市名单中包括了中国的北京和上海。一个代表了相当于1.5亿居民的城市小组正在对《公约》的条款进行起草，同时他们得到了一支国际专家咨询小组的协助与支持，其中包括：欧盟委员会、欧盟地区委员会、联合国秘书长粮食安全及营养事务特派代表、粮农组织 ——粮食城市、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联合国人居署、世卫组织——健康城市、联合国EXPO、意大利外交部、意大利农业部、米兰食品法律和政策中心等。

　　最后，我们很乐意欧洲和中国的城市为我们提供良好的实践案例，以期为其他城市提供借鉴并得以实施。

　　卡蓝默：关于《共同责任倡议书》的介绍、讨论和修订

　　身份：中欧社会论坛基金会主席

　　我们扪心自问：什么是未来的方向？大家已经看到欧洲方面新兴的七个不同城市网络，包括住房、能源等，他们融合了20年的经验，汇聚出了一些很重要的结论。

　　刚才米兰的嘉宾介绍了《城市食品政策公约》，现在我们应该共同思考，“我们要在一起做什么？”“下一个共同行动的步骤是什么？”“我们怎么理解共同责任？”

　　我认为“公约”的概念在我们的讨论中有两种方式：一是像米兰市倡议的《城市食品政策公约》，然而要实施这样一个“公约”，我们需要拥有联合了一个城市所有利益相关者的共同责任公约，以期实现健康、可持续的食品系统。所以，我自问，什么才是共同责任公约的范畴？我认为应从五个维度来考虑。

　　第一，就像李凤玲先生提及的注重系统工程、强调治本的中国中医。我们需要对城市和地区生态系统的工作原理、不同流动方式拥有共同的理解。很多嘉宾已谈到民间社会的作用和新兴意识、公民意识的关键角色、公民的行动权力和参与当地行动的能力，以及如何将这一能力带进巨大的系统性转型层面，其中包括文化的转型。这就意味着我们在共同建设一个城市的生态系统时，要让所有公民都真正了解这个生态系统，这不仅涉及专业和研究人员，而是关乎所有人的共同努力和理解。因此，我们要努力地共同理解我们所生存的生态系统。

　　第二，什么是一个进取的过程？事实上，它意味着彼此相互学习，不是学习具体的解决方案，而是“共同的治理原则”。那么，如何共同构建？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我们如何相互学习与借鉴？如何共享经验，建立共同的原则，以帮助理解和想象具体的解决方案？我喜欢用“想象”这个词，它有助于规划长期项目。因此，这是“公约”的第二个维度。

　　第三，系统性转型。如果我们能就共同议题名单达成一致，包括能源的整体管理，而非能源的行业管理，这样我们将构思一个长远的路线图。

　　第四，包容性和多层次治理。没有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就不可能有生态环境的可持续性。那么，我们如何表达呢？刚才的发言嘉宾提出了领导层的变化。不同嘉宾的发言中都谈到自下而上的过程有利于提供创新的空间，而不仅仅是一个自上而下的技术方法。那么，我们如何设计这种多层次的包容性治理以及如何制定相互责任，无论涉及食品供应链，或是能源？ 

　　第五，现在，城市和地区在转型的全面方法上所进行的努力走在了前面。然而，他们的努力要取得成功还取决于国家层面的政策（税收、配额管理、对供应链的影响、国际商业协议的谈判）。那么我们如何联合城市和地方政府，向他们的国家政府说“我们现在已经准备好了”？就像《市长公约》在欧洲层面所做的努力。我们自己做出了承诺，我们不会等待其他人的承诺，但如果你们不改变的话，我们将会束手无策，我们将会受到限制。因此，如果城市能够共同发出声音，不只是说“我们希望更多的权力”，而是说“我们需要这样和那样的变化，以改变我们努力转型的规模”。这就是我们想向大家呈现的倡议，我希望倡议可快速落实到行动。刚才我很高兴地听到欧盟地区委员会愿意成为《共同责任公约》的发起人之一并支持该公约，如果我们能在某种程度上、在中欧不同网络之间促成我们的共识并给予我们共同努力的可视性，我想我们就能够实现一些重要的改变。这是我想向大家介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