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玉珍：广东河源市和平县教育局常务副局长

　　和平县作为山区县、省级贫困县，经济、教育发展均比较落后。如何加快教育发展步伐？这是和平县历代教育者思考、探索、尝试破解的问题。为探索破解之路，和平县勇于实施“文化育人”，并已经走过四个春秋，在硬件校舍设施设备、师资基本稳定的条件下，大力推进“一校一强项”和“一校一特色”工程，取得了教学质量的稳中提升，辍学率大幅下降，学生多元化成长成为主流，逐渐形成“人人有兴趣、个个有专长”态势。由于成效显著，和平县“文化育人”于2014年12月30日被广东省教育厅列入全省教育综合改革试点项目。那么，和平县是如何提出、推进文化育人的？又破解了山区教育哪些难题？

　　一、背景与困难

　　随着城市化步伐加快，大量人口流向城市，农村人口急剧减少，尤其是山区农村人口递减幅度更大。农村人口的变化可以从每年新生入学人数变化得知。从2005年到2010年，和平县新生入学从9300多人减少至3600人，每年减少1000多人。新生人数急剧减少的大背景和主要原因就是城市化浪潮，另外一个原因是计划生育政策的后果逐年显现。因为城市化，大量农民进城务工，由此导致农村出现大量的留守儿童。目前，和平县中小学留守儿童占在校生76%，有些乡镇甚至高达90%。留守儿童由于缺乏家庭亲情、家庭教育、家庭监管，导致人格扭曲、性格异常、习惯异化。哪怕在校生活，也难以融入集体生活，较多出现厌学、逃学、弃学等现象。2010年全县近30%学生存在不同程度的厌学现象，而出现厌学现象的学生中，留守儿童占80%以上；逃学人群中，90%以上为留守儿童；弃学人群中，95%以上为留守儿童。如果不破解留守儿童问题，厌学、逃学、弃学等现象就会逐年加剧，最终会动摇素质教育的根基。

　　2010年，和平县提前一年普及高中阶段教育。同时，教育部门发现几个严重问题：一是高中新生数量不足，其中既有计划生育因素、人口外流因素，也有因厌学辍学因素；新生素质普遍比较低下，其中既有原有管理模式效率不高因素，也有因学校不能满足学生文化生活需求，尤其是教学点人数稀少（全县教学点少于30人规模的29个）、缺乏人气，学生学习积极性不高因素。如果不破解高中生源新生数量不足、新生素质普遍比较低下的问题，为全县人民多培养人才将成为一句空话。

　　2010年开始，和平县计划推进教育创强。根据规划，全县将大规模进行布局调整（撤校并点），导致村级小学数量急剧减少，各镇中学、中心小学人数急剧增加。到2014年，和平县中小学数量将从289所锐减至41所，98%以上村级小学实施“撤高留低”后成为只有两三个班的教学点。经预测，届时中学、中心小学规模将成倍扩大，而教学点人数将大幅缩小，由此就会出现两种情况：中学、中心小学在规模扩大后如果还是那套管理模式，怎么能够留住学生、教好学生？教学点在人气不足情况下怎么能确保稳住学生、夯实学生素质基础？不解决这些问题，和平县教育创强将只是片面的创强。

　　和平县属于山区县、省级贫困县，劳动力大量外出，优秀师资持续外流。由于经济基础薄弱，校园硬件、校舍设施设备等要在短时间内改变或与发达地区缩小差距几乎不可能；同时由于优秀师资持续外流，使得义务教育师资，尤其是教学点师资90%以上为“代转公”，“民转公”以及“三军转公”（伙头军、打工大军、失业大军），师资素质低下是基本现实。可是，教育不发展，经济更难发展；经济发展不佳，又会反过来影响教育发展，形成恶性循环。因此，不破解山区教育发展死结，本地经济就难以进入良性发展轨道。作为教育者，不能“等、靠、要”，更不能“坐以待毙”。

　　二、决策过程

　　如何破解上述难题？这是摆在和平县教育局领导面前的一道现实而急需破解的难题。对此，和平县教育局领导内部出现了几种不同声音，如这些问题不是今天才出现，而是日积月累的结果，需要几年甚至十几年才能扭转过来，我们这批人无法完成此重任（不去搞什么教育改革）；这些问题既有师资、管理，也有硬件建设方面原因，因此，在目前情况根本无法全部解决（即使尝试教育改革也是徒劳无功）等。

　　震耳欲聋的口号不如实实在在的行动。黄伟平局长没有参与辩论，没有明确表态，而是深入一线进行调研。当他看到公白中学丰富多彩的课外文化活动、亲子教育活动等让学生天天快乐、健康向上，全校辍学率为零，而且该校多年教学质量在全县名列前三时，他异常兴奋，深入思考，萌生出“文化活动→文化育人”的念头。假如全县中小学都像公白中学一样，问题不是很好解决了吗？（既可以破解校园文化生活贫乏问题，又可以解决厌学、逃学、辍学问题；既可以解决留守儿童问题，又可以解决生源不足问题；既可以解决德育落实难问题，又可以解决素质教育落实难问题；既可以解决习惯养成教育难问题，又可以解决校园文化建设形式单一氛围不浓问题；既可以解决教学质量提高难问题，又可以解决教育创强内涵建设难题。即一种措施破解多种困难和问题。）

　　当他将这个想法于2010年9月16日拿到班子会讨论决策时，出现了激烈的争论：有人认为“文化育人”只是一种刚提出的教育理念，而且连内涵外延都还没有搞清楚，就在全县实施为时尚早；有人认为“文化育人”只是一种文字游戏，是素质教育口号的翻版，没有多大价值；有人认为“文化育人”是没有用普遍事例证明行之有效的一种理念或模式，不具有全县推广意义；有人认为“文化育人”作为新教育理念可以一试，没有去试怎么知道就不行呢？

　　归结起来，大家比较一致的意见主要为两种：一种是，多数人以不能影响教学质量为由，暂不推进文化育人，这样可以保障教学平稳，还可以静观其变，进退自如，没有多少责任；另外一种，少数人认为要实施文化育人，勇敢一试，全面推进文化育人，但是风险很大，有可能导致教学质量下滑。

　　如何决策？这是黄伟平局长必须面对的辣手问题。是少数服从多数、顺水推舟，坚持传统育人方式？还是坚决推进文化育人，主动改变山区教育落后面貌？坚持传统育人方式没有半点风险，但是上述问题依旧而且有逐年加剧趋势，如留守儿童问题会更加严重，厌学、逃学、弃学现象会十分严重，很多留守儿童失去教育机会，很多家庭将因子女教育的缺失而丧失“脱贫奔康”能力；义务教育生源质量基础难以夯实，培养更多人才的任务难以完成，甚至连让学生“成人”的任务都难以完成（一旦这些未“成人”的学生流入社会，将造成诸多社会问题，影响社会稳定）；落实素质教育由于缺乏有效载体，教育创强难以达到硬件与内涵质量同步创强，难以成为名副其实的教育强县，即硬件改善完善了，教育教学质量也还是“涛声依旧”。坚持传统育人方式，哪怕教育发展真的不如人意，也是多数人的决策，自己不需要承担太多责任；坚决推进文化育人，由于没有经验借鉴和理论指引，而且多数人不支持，有可能难以推进实施，即使推进，如果在制度、管理、评估、激励等方面无法及时跟进、配套落实，受重视程度、理念理解、管理效率等因素影响，学校之间实施效果差别较大，有些学校的实施效果可能难以达到预期，甚至会在某种程度上导致顾此失彼、轻重不分、片面实施，进而导致教学质量或某些指标下滑，将会受到社会群众尤其是县人大代表的质询，自己要承担全部风险，弄不好还会因此丢掉“官帽”。虽然只有十几分钟的决策过程，黄伟平局长却觉得比十几年都要漫长和艰难。

　　沉默片刻，黄伟平局长用坚毅的眼光扫视了全体班子成员一遍，果断地说“为官一任，要造福一方。推进文化育人，舍我其谁？在校舍场室、设施设备、教师素质、管理成效难以短时间改变、改善的情况下，在与发达地区差距不断扩大的趋势下，实施文化育人是比较可行的、有效的方法理念，也是全县教育者几经摸索的智慧结晶。破解三大教育难题，时不我待，不能等，而要争分夺秒！如果实施文化育人的效果不佳，责任由我承担！”
大家不约而同地松了一口气，随即情不自禁地给予了热烈的掌声。掌声里，大家知道局长做出这个决策十分不容易，是一个异常艰难的过程；掌声里，大家知道局长已经下定决心要在全县推进文化育人；掌声里，大家清楚局长比任何人承担的责任都要大，现在需要的是大家的共同支持和行动！
在风险与责任的平衡中，黄伟平选择了责任；在逃避与担当的斗争中，黄伟平选择了担当！

　　三、主要措施

　　一旦决定，就要坚决推进落实。为此，他更是以身作则，亲自撰写《论文化育人——结合我县校园文化建设进行》、《谈和平县如何探寻文化育人之路——以我县近几年教育发展为例》、《谈学校文化建设》、《论文化育人的多维性》、《论细节与校园文化建设》、《深入推进文化育人 迈向学校文化自觉》等十几篇文章，在《和平教育》刊发；多次召开专题会议，研究部署推进文化育人工作，以此统一全县教师思想，形成推进文化育人的合力。不久，和平县举办了第一届中小学校长论坛，研讨文化育人理念，加快推进文化育人步伐。

　　很快，和平县教育局相继出台了《和平县中小学实施文化育人中长期规划（2011-2020）》、《和平县中小学强项和特色建设规划》、《和平县文化育人特色学校评估标准》等5份规范性文件，稳步、系统推进文化育人。

　　和平县教育局非常明确地提出实施文化育人思路，即要以成人成才为基本目标，要以“一校一强项”和“一校一特色”为抓手，要以课堂文化活动和社团文化活动开展为载体，稳步推进，狠抓落实，促使形成“一生一强项”或“一生一特长”，贯彻“人人有兴趣，个个有专长”育人观。在推进文化育人过程中，社团文化育人既是全县的短板，也是全县的重点工作方向。为此，全县要求每所学校社团数量至少达到12个，社团文化活动开展实现“三化”（常规化、系统化、科学化）、“三固定”（固定每周活动时间、固定人员负责辅导、固定场所开展活动）、“两覆盖”（覆盖所有教师、覆盖所有学生）。

　　实施文化育人，加强教师文化建设是关键。为此，和平县要求教师务必做到“九个一”，即教师每人每年订阅至少一份教育类报刊杂志、购买至少一本教育专著、撰写至少一份教学心得、研写至少一篇教学论文、主讲至少一场讲座、参加至少一次学术交流、开讲至少一节示范课、参与至少一个课题研究、参加至少一次培训。随后，黄伟平局长多方奔走呼吁，筹集300多万元资金建立县级教研中心和师训中心，争取预算每年150万元，用于培养师资力量，评选了星级教师500多位；积极引进资源建立和谐人生导师学院和平分院，邀请广东教育学院、广东教育学会、综合开发研究院（深圳）、深圳职业技术学院、河源职业技术学院、河源市教育局等为本县推进文化育人出谋划策，其中刘劲予教授、李津逵教授、邓康延教授、李迪华教授等更是亲临本县一线学校指导推动文化育人工作。

　　实施文化育人，开展多种多样的文化活动是核心。没有文化活动，文化育人就是一句空话。为此，和平县教育局要求每位学生至少参加一个社团，每所学校每个学期至少让每位学生参加社团活动6场次以上，切实将传统德育落实到社团文化活动这个有效的载体上。目前，全县中小学校园社团达1100多个，每学期举办大型社团活动1500场次，学生人均参加社团文化活动达7场次以上，成为全市教育的亮点。由于学生参加社团文化活动多，不同社团培育不同兴趣潜能，锻炼不同意志和耐性，因此，社团既培育了兴趣、展示了能力、张扬了个性、激发了潜能，又让学生体会生活、理解集体、互相尊重、互相支持，从而更加尊重老师、尊重同学、尊敬父母，热爱学习、热爱生活、爱护学校，社团活动促使学生健康、快乐、多元成长。

　　四、主要成效

　　教师文化建设取得较大进展。目前，全县共订阅教育类期刊5653份，比2010年增加4600份；全县教师每年发表教研论文400篇以上，比2010年增长250多篇；全县教师共完成校本教研专著或教材19部，比2010年增加15部；完成教研课题立项66项，完成结题28项目。

　　校园社团文化建设取得新突破。目前，全县中小学共有社团或兴趣小组1100多个，成为全市校园社团最多的县区；每所学校都成立了文学社，成为全市唯一一个校园文学社全覆盖县区。多数学生都参加了一个社团以上，每年至少参加社团活动7场次以上。多元文化活动开展成为全县中小学的常态，多元成长成为基础教育的一道靓丽风景，参与社团活动成为学校德育的最有效载体。在丰富多彩的社团文化活动浸润之下，师生乐意留在学校，学校也因此成为师生共同的家园，心灵的港湾。

　　教研文化建设取得新进步。多姿多彩的校园社团活动为学生搭建了宽阔的展示、交流平台，激发了学生的内在潜力和创新动力，促进了师生之间的沟通，促进了师生关系的和谐，让学生感到学校生活的巨大乐趣和无形吸引力，不断增强学习的自觉性、积极性。由此，和平县中小学辍学率全市最低，低分率全市最低；教学质量由全市倒数第一成为顺数第一，考取清华、央美、国美的学子在时隔26年后再次出现并保持稳步增长。

　　特色文化育人工程成效初显。经过四年多的努力，和平县“一校一强项”和“一校一特色”工程建设取得了预期进展，如和平中学、福和高级中学分别打造教研文化强项、社团文化育人特色，阳明中学艺术教育特色、实验初级中学“和”文化育人特色、阳明镇第一小学与阳明镇第二小学实施“阳明文化育人”、古寨镇中心小学实施“136课堂改革”及课外艺术教育、东水镇中心小学实施爱心教育、公白中学实施农村初中教学改革、青州中学推行“导学式”教学模式以及“校园书吧”、上陵中学实施信心教育……全县共有23所学校强项或特色比较明显。全县共建成特色文化校园26个，形成具有山区特色的校园文化。

　　教育综合影响力逐年增强。2014年，中山市火炬开发区教育局、紫金县教育局以及连平县、东源县、龙川县学校等到我县参观考察文化育人模式；《广州日报》《广东教育》《基础教育参考》《河源日报》以及凤凰网、新华网等20多家媒体报道或转载和平县文化育人经验；有4所学校校长在广东省校长论坛上介绍文化育人经验，有110篇文化育人经验论文获奖。目前，文化育人丛书已经顺利出版《理论篇》、《特色教育篇》、《教师文化篇》、《成果篇》等四部。

　　专家点评

　　Nicolai Peitersen（尼古拉·彼得森）：《道德经济》（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作者，中国和文化研究机构副主席，国际绿色经济协会咨询委员会专家，前中欧城镇化伙伴关系项目首席专家、在华协调员

　　Lyna（丽娜·斯容）：法国国家公务员培训中心培训发展部负责人
 
　　廖晓义：北京地球村环境教育中心主任

　　赖文鑫：中华两岸和平发展促进会主席、中国国际城市化发展战略研究委员会副主任

　　于建嵘：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教授，社会问题研究中心主任、法学博士

　　Nicolai Peitersen（尼古拉·彼得森）：和平县的优秀教育案例值得赞赏

　　首先，我想向和平县教育局在教育方面取得的成就表示祝贺，我很惊讶，能够在中国听到这么优秀的教育案例，这对于全国的教育界而言都是非常好的学习榜样。

　　在欧洲，我们有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概念，也就是说无论生活在城市还是乡村，所享受到的公共资源水平都是一样的，大家去的都是一样等级的医院，上的都是一样好的学校，即使是对于那些非常乐意居住在偏远山村的人而言，所享受到的公共服务也是一样的，人们不会仅仅因为公共服务的方便和优质性而搬到市中心去生活。但中国目前要做到像欧洲那样把公共服务设施完全平等化，显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对于和平县而言，如果仅仅从硬件上进行改良，可以把先进的教学设备引入到乡村中去；如果想要提高软件水平，就要考虑如何吸引国家级或者省级、市级水平的教师到山区对孩子们进行教育，这确实是个难题，也是作为城市管理者和政府官员们需要考虑的问题，因为教育与城市的发展两者之间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相辅相成的。

　　很明显，和平县的教育实践在中国已经非常领先，也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在此，我还想向和平县教育局提出另外一个建议，即新的学习领域的概念。这一新的学习领域对所有的学习者来说都是新的，即便是对于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而言也是如此，它与所谓的城市规模没有任何关系。我们知道，全世界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政府都十分重视创意和文化产业的发展，在任何一个城市和地区，创新都是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的基础，就如同不管是在北京、上海还是在乡村地区，3D打印技术对我们而言都是非常新的概念，而3D打印正是未来科技发展的一个新方向，它对于任何城市来说都是一个领先的技术。因此，我想说的重点是，和平县可以通过新型学习的方式吸引人才到这个地方进行教学，从而吸引到好的师资资源。例如，在和平县的山区可以发展3D打印或其他的创意文化产业，从而吸引那些有想法、有作为、有力量、想到山区的年轻人到和平县教学。

　　丽娜·斯容：和平县教育案例有创新性

　　首先，我要向和平县教育局在教育方面所取得的成就表示衷心的祝贺，同时这也让我有耳目一新的体验和感受。我对案例中的内容非常感动，我能从他们身上深深地感受到教育爱好者的那份热情。同样作为教育工作者，我也希望能够在教育方面给出一点小小的建议。

　　我非常赞同“一生一特长”的理念。“一生一特长”不仅仅可以让学生学到技能，还可以给孩子们带来自信，对自己的生活和未来更加有信心，这能让孩子们受益终身。神经学的有关调查显示，积极的情绪对学习情绪的调动、自信心的建立有非常好的促进作用，而能够把学生的积极性调动起来、树立信心，对于教育工作者而言是最基础也是最重要的工作。在这里我可以很负责任地说，和平县教育局做得非常棒。

　　除了树立学生的自信心和培养学生兴趣外，培养学生的团队意识与合作精神也十分重要。在信息技术高速发展的时代，电脑几乎可以帮我们做所有的事情，但人的创意和自信心的建立却是电脑所不能够完成的。此外，我觉得和平县教育局在对师资力量的培养这一关键性问题上做得也非常出色。我认为他们的做法非常有创新性，也极其有勇气，我希望他们能够把教学计划做得更加完善，不仅激励全中国的学校和教育体系，而且给全世界的教育工作者以更多启示。

　　之前我对这个案例已经有了初步了解，因此我非常担心，他们已经做得非常完美，作为一个从外国来的专家，我有什么可以帮助他们进行改善的呢？这让我很苦恼，为此，我也进行了非常深入的思考。我6岁迁居法国，我的父母都是中国人，中国的父母一个最主要的特点就是，他们十分关注子女们的成长，所以，从我自己的经历出发，我认为父母对于子女教育的关注是一种神秘的、神奇的力量，它是孩子们健康成长、健康发展的根源。因此，我在思考，和平县教育局在日常教育中是不是可以更多地引入父母对孩子们成长的关键性角色作用？因为孩子们不仅仅需要物质上的关爱，更需要心理和精神上的关爱，但父母们却经常不知该如何表达心理层面的关爱，尤其是当他们不能在家乡照顾自己孩子的时候，这种表达就变得更加困难。我们是不是可以创造这样的机会，让父母更多地出现在孩子的教育与生活中，让父母有机会表达自己多么为孩子感到骄傲和自豪。互联网及微信等社交媒体，都能够帮助远在他乡打工的父母与孩子们建立更多的情感联系，因此，我想提出一个小小的建议，让孩子们给自己录一个小视频，发给父母们，让父母对孩子在学校的表演、活动等内容做出积极的反馈和评价，这将对孩子建立自信心有很好的帮助，并且让孩子一生受用。我相信，和平县对于如何更好地把孩子们培养成才已经有了更好的想法和做法。

　　廖晓义：解决留守人群问题需要公共政策支持

　　在留守儿童这一领域，地球村环境教育中心已经做了七年，现在我们仍有80多位年轻的大学生住在重庆、长沙等地的乡村，解决老师和学校无法解决的问题，即孩子们回到家后怎么办？平时没有父母怎么办？因为，在乡村，留守老人、留守妇女、留守儿童的问题，只靠像和平县这样优秀的学校和老师是无法解决的，这是个全社会的问题，这三类人群如果出了问题，那么我们每个城里人也不可能有好的未来。所以，我在这里感谢峰会组委会给我这个发言的机会。我主要提三点建议：第一，形成一个公共政策，让大学毕业生到农村去，将服务留守儿童、留守妇女和留守老人作为他们进入工作岗位之前要上的必修课，这就是新的“上山下乡”。这对于大学生本身也非常有帮助，我们的80多位大学生提高得很快，他们不光帮助别人提高，自己也有很大提升。他们的工作内容主要包括：学业陪读、家教、给学生辅导功课、情感陪护、能力培训等。留守儿童有了问题，他们就是知心姐姐和哥哥；能力培训主要是把孩子组成一个个兴趣小组；人格培养主要是培养留守儿童的自信心、爱心；最后是生活陪伴，教他们怎样保护环境等等。在个案、小组、社区、学校和工地这五个空间，他们已经做得非常好，并且这些社工也已经把孩子们的视频发给了他们远在外地打工的父母们。社区则是让留在农村的爱心妈妈、邻家妈妈照顾邻家的孩子，更重要的是让这些妇女成为爱心妈妈、女先生，让这些爷爷奶奶成为老先生，让这些小孩成为小先生，时时刻刻唤醒他们的自信。最近两三年，地球村总结了一些成套的可以传播和推广的流程，但我们需要公共政策，需要大家来呼吁，为我们共同的未来呼吁，为这些留守人群呼吁。

　　第二，要通过国家政策鼓励这些留守人群组织起来，让孩子们组织起来成为娃娃团，妇女们组织起来成为妇促会，这样他们就有自信，他们就有精神的光芒。

　　第三，在农村发展新的产业。我们的外国朋友关注的是我们既有的乡村怎么做好、产业怎么进入、社会怎么建设，城市怎样提高生活品质；而我们中国的专家更多考虑的是怎样让农村的土地变成城市，把农村人口变成城市人口。所有的关注也许都是有道理的，但对于我这个做乡村建设的人而言，我非常感叹外国朋友们给我们的建议，特别是对产业的建议。要知道，今天的乡村已经不是过去的乡村了，那里有村村通、有网络，现在的乡村是很容易进入的。我们的社工为什么能在乡村里干那么多活？因为那里有WIFI，随时可以上网。有了这些东西，我们可以尝试新的产业，比如说已经有了这样的妈妈们，她们陪着自己的孩子来到乡村，在那里当老师、办学、进行MOOC（massive open online courses大型开放式网络课程）教育，这种模式应该推广，因为它带动的是一个产业。此外，创意产业、养老产业、养生产业等等都是可以进到农村去发展的。

　　赖文鑫：农业、物流与教育是和平县发展的动力

　　我来自台湾苗栗山区最穷困的农村，我也曾是一名留守儿童，从小跟着奶奶长大。我的老家在广东，因此我曾经以为全世界都是客家人，直到上了小学才知道有普通话，到小学四年级才会讲完整的普通话，在那种封闭的环境中，我就是很典型的留守儿童，所以刚刚讲到关于留守儿童的内容，我非常感动。

　　十几年前我就到过和平县，当时是以学者、专家的身份去的，我曾对他们提出过三个建议。第一要发展农业。和平县种了很多猕猴桃，是我带着很多专家一起种的。但要发展农业，却不能只卖猕猴桃，而是要发展农业产业化。第二要发展智慧物流产业。我建议在和平县建立物流转运中心，因为和平县位于广东省的边缘，是广东向内地城市辐射的一个重要基地。第三要发展教育。我在台湾小学毕业后，由于家里没钱供我继续读书，于是我就背着草席离家出走，并全部凭借自考完成了初中、高中、大学的学业。1981年，我考取了台湾高等公务员考试国家土地管理的优等第一名，并一直从事城市规划的工作。后来，我放弃了公务员的身份，进到工厂工作，从生产线作业员开始一路做到了新加坡和台湾四家上市公司的执行董事。我讲这些内容的目的是，和平县的孩子也都是客家孩子，我希望他们也一样可以从艰苦的环境中创造出自己的未来，而不要妄自菲薄。

　　另外，我还有一个建议，我现在是台湾物联网联盟的主席，如果和平县有需求，我可以通过我们的委员会给他们一个智慧学习的机会。事实上和平县这些偏远地区的孩子，通过网络可以拿到与各个高中、大学甚至北大同等的教学资源，因为网络是无国界的，网络更可以解决刚刚我们所提到所有问题，即使家长们远在天边也可以通过手机看到今天晚上你的孩子考试是第几名。

　　最后，我想嘱咐和平县的领导和人民，一定要采取措施更进一步地发展。

　　于建嵘：父母留下一方是解决留守儿童问题的根本途径

　　这一节我们主要讨论两个问题，一个是乡村教育的发展问题，另一个是留守儿童问题。两个问题有一些关联，在乡村教育方面和平县做得非常不错。

　　我再讲讲关于留守儿童的问题。最近几年我们非常关心这一问题，但我认为，到今天为止我们所有关于解决留守儿童问题的方法，都不足以解决留守儿童的问题，因为只要我们认为城镇化或城市化是一个必然趋势，那么我们就要面临这样一个痛苦的过程，那就是我们的许多农民必须背井离乡在外打工。在这一过程中，我们是不是能够减少留守儿童存在的问题？确实有很多做法，包括廖晓义老师提到的大学生“下乡”，包括Lyna女士讲的拍摄视频等等。但我认为这些都不足以彻底解决留守儿童问题，因为我们是人，和父母在一起生活与不和父母在一起生活是有巨大差别的，我一直不相信一个外来人可以代替孩子们的父母，因为我们认为亲子培养是很重要的。

　　对于留守儿童的问题，我有两点要声明：第一，我从来不认为夫妻双方必须要全部离开孩子，我强烈建议夫妻双方再怎么困难，再怎么认为外面赚钱多，也要有一方留下。第二，如果夫妻双方都要离开，那么尽一切努力让孩子跟着父母一起生活，因为在人的一生中，只有这几年时间对孩子来说是最重要的，这就是为什么多年来我始终坚决支持建设所谓打工子弟学校的原因，因为只有这样，打工的父母才可以把孩子接到身边。

　　此外，刚刚各位都提到了发展农村本地产业的问题，这样父母既不用离开家乡又能就业，但即使没有这些产业，我也不同意夫妻双方全部离开，我认为父母双方必须有一个留在家中，这就是我认为的解决留守儿童问题的最基本方法。我们可以讲很多道理、理由、方法和社会资源，但我认为有些事情用最简单的方式就可以解决，孩子需要的是父母，而不是简单地让别人代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