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的2014年对中国的城市化建设而言无疑是最关键的一年。这一年，我们见证了《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的出台；这一年，京津冀一体化推进取得了实质性进展；这一年，农村土改逐步进入试点阶段……在这些城市化领域的改革措施与行动中，也从不缺乏领军人物，他们在2014年的中国城市化记忆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记，他们以创新的学术理念、先进的发展策略为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保驾护航。在4月30日举办的第八届中国城市化国际峰会上，峰会组委会特别对“2014年中国城市化贡献力人物”获奖者予以表彰，既是为总结过去一年来这些人物在城市化领域取得的成就，也是为中国城市化的未来树立更多的信心。

　　获得2014年中国城市化贡献力人物奖的分别是：以极具前瞻性眼光不断为中国城市化出谋划策的知名经济学者——中国改革研究基金会秘书长，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樊纲；中国工程地质、环境地质与岩石力学界德高望重的权威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王思敬；不惜放弃国家干部身份而投身中国有机农业发展领域的新农民——北京天福园有机农庄庄主张志敏；为中国的城市化发展做出贡献的国际友人——《道德经济》（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作者、中国和文化研究机构副主席、前中欧城镇化伙伴关系项目首席专家、在华协调员Nicolai Peitersen（尼古拉·彼得森）；在城市发展领域为我国城乡环卫建设做出贡献的企业家——中国城市建设研究院董事长、院长王敬民。

　　这群人中，有人稳健，有人激进，有人传承，有人创新。他们是中国城市化的中流砥柱，是中国城市化进程的见证者，也是重要的创造者。在我国城市化建设不断深入的阶段，这些领军人物将带给中国城市化最精彩的魅力。

　　据悉，中国城市化贡献力人物评选是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科学技术委员会、国土资源部科技专家咨询委员会指导下，由中国国际城市化发展战略研究委员会举行的年度公益性评选活动。根据人物对我国城市化发展的智力贡献、技术贡献、就业贡献、环境保护、文化发展等十几个参数进行综合考核，并在每一年的中国城市化国际峰会中对这些人物予以表彰，目前该活动已成功举办八届。

　　樊 纲：经济学博士、教授 ，中国改革研究基金会秘书长，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

　　对经济学有研究的人都熟知《公有制宏观经济理论大纲》、《现代三大经济理论体系的比较与综合》、《市场机制与经济效率》、《中国经济改革的政治经济学》等学术专著，也知道这些专著上的同一个名字——樊纲。

　　独特的学术见解、鲜明的个人风格，是经济学家樊纲成为大众关注焦点的原因之一。他总是以极具前瞻性的眼光去看待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推进，他发表过的很多预见性观点都逐步成为现实：2010年，他曾说过“最好是取消户籍制度”，也曾说过“因为没有房产税，所以空置房才会这么多”；2014年，中国迎来了户籍制度改革，房产税征收政策也已在酝酿之中。

　　面对中国城市化出现的种种问题，他总能一语切中要害。他在《城市化是系统工程》一文中曾提到：“一个国家要城市化，要使农民真正地进城，就需要创造越来越多稳定的、长期的非农就业岗位，使我们的农民不仅能够进城，而且能够在城市定居。”他一直强调，“城市化的本质在于产业集聚产生的规模效率，小城镇并不是解决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方案”、“城镇化不是城市的城镇化，而是人的城市化，是农民市民化的过程。” 在2014年的博鳌房地产论坛上，樊纲再次呼吁：“世界各国的历史都说明，城市化首先是一个向大城市集中的过程，因为大城市创造的需求、就业更多，因此城市才会发展。现在我们国家正在形成这个趋势，正在形成一些大城市群体，这是我们需要正视的城市化发展的客观规律。”

　　王思敬：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岩石力学与工程学会理事长，国际工程地质与环境学会理事长

　　他是国际知名工程地质、岩石力学和环境工程地质学家；他长期致力于地质与力学、地质与工程相结合的研究，在发展岩体结构理论、创建工程地质力学领域中做出过卓越贡献；他提出了人类工程活动与地质环境依存关系和相互作用理论，并率先开展了工程建设和地质环境相互影响和制约的研究，从而开拓了环境工程地质领域，为工程和城市建设地质环境研究提供理论基础——他是中国工程院院士王思敬。作为地质学家，王思敬院士亦在密切关注我国城市化可持续发展战略，关注中国城市发展中的地质环境问题。

　　在各个场合，他都以大量详实的数据，客观地分析我国城市化快速发展所带来的相应地质环境问题，并提出切实可行的应对策略。他分析认为，城市中的很多工程会在较长时期内对地质环境产生渐变的影响，最终可能会引起地质环境的急剧恶化，危及城市安全。而中国人口众多，为适应产业结构和生活方式的巨大变革，20年后将有10亿人聚集在大型城镇，人口高度聚集的城镇对自然灾害的敏感性及风险性陡然剧增，目前，我国有近70%的城市受到各种灾害的威胁，城镇化的环境保护和灾害防范不可忽视，灾害风险意识亟待增强。为此他提出，对极端灾害危险性的估测是减灾的首要任务，而灾害威胁范围的研判则是成灾危害性评估的关键。因此，应增强预防极端灾害的风险意识，进行有计划的分地区立项研究，划分城镇灾害环境类型及分区，并制订必要的减灾对策，保障城镇长久可持续发展和经济社会安全。

　　张志敏：北京天福园种植中心总经理

　　她曾是令人艳羡的女翻译官，海湾战争爆发时她为中国的外交斡旋做英语、法语翻译；她曾是高级国际商务师，到访过几十个国家；她曾从事农产品国际贸易多年，并首开中国对外开放农产品市场的先河，为中国加入WTO起到积极作用……如今，她选择做一位农民，一位有机农业的实践者、有机农业文化的倡导者。她就是天福园有机农庄庄主——张志敏。

　　2000年，张志敏创建了天福园有机农庄，在农耕实践中，她逐步建立起一套种养结合的生产体系，将天福园这片黄土地调养成了一片“有机绿洲”。天福园中野生动植物种类繁多，是北京地区难得的有机种源地、基因库。2015年初，天福园更以自然农法实现了土地生态转换，张志敏也以其对自然农法的深刻见解与持续实践 ，被CSA行业协会公推为秘书长，得到来自世界各地生态环保农业专家的敬佩。

　　然而直到今天，虽然已务农15年，张志敏却仍不能戴上“农民”的桂冠，因为“城乡二元户籍”是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她不无感慨地说：“人的身份总是随着人所从事职业的改变而改变。但对于农民而言，情况却有所不同。很多农民虽早已不再务农，但他们却被统称为农民工。”因此她认为，要解决农民问题首先应该确定什么是农民，因为持有“农业户口”的并不一定是农民。确定了什么是农民，才能把农民解放出来。因为“我们的农民气血两亏、营养不良，需要输血，需要营养，需要新生力量。”我们的农民对民生负有责任，只有农民成长了，才能负起责任。她对“农民”二字亦有自己独到的理解，她说：“农民是一种职业，并不是出生在农村就能或必须生而为农民，农民需要具有一定的农业专业知识、农业技能。农业也需要建立职称评定机制，使农业从业人员获得社会认可和尊重。”因而，她选择从事农业，就是要走出一条新农民之路。

　　王敬民：中国城市建设研究院董事长、院长

　　我国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带来了城镇人口的剧增，繁华的都市背后，却是每天都在制造着的惊人数量的垃圾。如何将它们进行无害化的处理，既考验着人们的智慧和能力，也是环境建设者多年来孜孜以求的目标。然而“尽管中国城市已建有各类生活垃圾处理设施700余座，年无害化处理量1.45亿吨，但中国城市环境卫生管理的水平和文明程度都亟待提高”。作为中国第一家国家级垃圾处理研究机构的掌门人，王敬民对我国垃圾处理的现状始终保持清醒的认识。

　　他本人亦长期从事城市固体废弃物处理等环境工程技术设计、研究与管理工作，并在城市垃圾综合处理工艺技术与设计、有关标准与规范等方面有深入研究。三十多年来，他先后主持了百余项环境工程规划、研究、咨询和设计，主编或参编了国家级科研课题10余项、编制国家行业标准20余项。他主持设计的《宁波鄞州垃圾卫生填埋场工程》曾获全国勘察设计三等奖和北京市勘察设计二等奖；他主持设计的《青岛市小涧西垃圾综合处理工程》获中国建筑设计集团优秀市政工程设计一等奖；他主持编写的《生活垃圾卫生填埋场防渗系统工程技术规范》获中国建筑设计集团优秀科研标准二等奖。他主持设计的项目涉及了垃圾卫生填埋、生物处理、焚烧发电和综合利用等众多领域。

　　今天，他正带领着中国城市建设研究院不断积极践行国家新型城镇化战略，为成就“最具竞争合力的科技型环境建设者”而努力。我们有理由相信，在中国的城乡环卫之路上，他将引领他的团队走得更远。

　　Nicolai Peitersen（尼古拉·彼得森 ）：《道德经济》（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作者，中国和文化研究机构副主席，国际绿色经济协会咨询委员会专家，前中欧城镇化伙伴关系项目首席专家、在华协调员

　　来自丹麦的Nicolai Peitersen（尼古拉·彼得森）是一位极具开拓精神的社会梦想家。他是《道德经济》的作者，推出了世界上第一个道德评价工具，开辟了社会责任领域的新风尚；他定居于中国正在崛起的第四城——成都，传播具有广阔创意空间和无限应用前景的3D打印技术，并通过维基工厂为年轻人提供创业平台；他也曾是中欧城镇化伙伴关系合作项目欧方在华总协调员、首席专家，从事多年城镇化研究工作的他，尤其关注中国城镇化的发展。

　　在对照了中西方城镇化发展历程后，尼古拉发现了两者之间的差异，他在2014年撰写的《中欧文化交流的历史沿革》报告中提到，“欧洲在可持续性和创造性方面有值得借鉴的经验和教训，欧洲在城市化进程中的一些做法确实有其独特性，有许多东西可以为中国所借鉴”。他倡导中欧城镇化伙伴关系文化领域的积极交流与合作，在对武昌古城昙华林进行了多次考察后，他提出了“保护文化遗产的行为就是创新推动力”的概念，他认为，文化遗产应是激发我们重新创造、创新的源泉。

　　从西方人的价值观角度出发，他总能对中国城镇化进程中出现的种种问题给予最客观的评价与建议。针对中国城镇化中的旧城改造问题，他谈到：“希望把学习融入到旧城改造之中，从社会、文化、经济等层面促进旧城区的改造和发展”。他认为“中国高速城镇化发展下的文化遗产保护不应是‘推倒重建’，而应从更广义的层面去重视文化遗产上无形的价值，利用创新者、创新产业的想法，把目光放在以前没有注意到的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和重建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