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周刊》、中国经济研究院联合发布的《2014年31省份GDP含金量排名》显示，云南、安徽、江西、山西、广西位列排名榜前5位，山东、陕西、江苏、内蒙古、天津则位列排名榜后5位。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份排名中，被公认为是经济发达、经济实力强、人均GDP高的省份，除上海和浙江位列排名榜前10位之外，江苏、山东、广东、北京、天津等都位列排行榜中后水平。特别是天津、江苏、山东更是在排行榜后5位中占据了三个席位，让多数人感到不解。事实也是如此，公认的经济大省、经济强省，反而GDP含金量不高，这确实让人难以理解，也让人难以接受。

　　不过，如果仔细分析和思考一下，出现这样的现象，可能一点也不奇怪。因为，按照排行榜计算方式，GDP含金量是通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人均GDP计算出来的。这些年来，这些经济发达地区，GDP的增速一直保持着很高的水平，人均GDP自然也就水涨船高。同时，这些地区的财政收入增长速度更快，多数是以GDP2~3倍的速度增长的，有的甚至超过了3倍。在这样的情况下，居民收入的增长就受到严重遏制了。居民收入增长速度不快，或跟不上财政收入和GDP的速度增长，那么，GDP的含金量也就不高了。

　　更重要的，按照现行财政体制，江苏、广东等地形成的财政收入中，上交中央的比例大多在50%左右，而留下的财政收入中，用于行政机关运转的以及支持经济发展（如政策优惠、资金扶持、财政贴息等）的又占了绝大多数，真正用于民生改善的，可能就会受到严重影响，并影响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提高。相反，经济欠发达地区则受到转移支付的大力支持，而转移支付的资金则主要用于改善民生，并体现到居民可支配收入方面，最终反映到GDP含金量上，经济发达地区也就反而不如经济欠发达地区了。

　　更需要注意的是，虽然在GDP含金量排名上，可能存在一些客观因素，对经济大省、经济强省的排名不利。但是，这些地区自身存在的问题，也是不容忽视的。特别是江苏、山东等地，在围绕GDP、GDP排名等方面过度看重速度和名次，继而忽视民生投入和改善、忽视居民收入水平提高与生活质量提升，也直接影响了GDP含金量的提高。

　　要知道，同为经济大省、经济强省，为什么上海和浙江能够位列排行榜前列呢？尤其是浙江省，经济结构、产业结构、产品结构等与江苏、山东、广东相似，但是，GDP含金量却位列排行榜第9。原因就在于，浙江省的经济发展理念与其他地区明显不同，从上世纪八十年代起，浙江省就一直坚持藏富于民的发展思路，更把居民收入水平作为衡量经济发展水平的主要标志，把鼓励居民创业、鼓励居民致富作为经济发展的主要目标。也正因为如此，浙江与江苏、山东、广东等地相比，被称作老板的比例远高于其他地区。更直接地说，浙江是“老板经济”，其他地区是“打工经济”，或叫做“房东经济”。尤其是江苏，房东现象远胜于老板现象。

　　打工的、做房东的多了，居民收入水平增长的速度，自然没有当老板的地方快了。而所谓的GDP，则更多的是建立在居民收入增长慢于GDP和财政收入增长的基础之上。而在现行财政体制下，这样的收入分配结构，也就不可避免地会出现政府富、居民穷，财政好、企业差的现象了。

　　更重要的，江苏、山东等地过度强调大企业、大项目，也是造成GDP含金量不高的主要原因之一。因为，大企业、大项目对经济增长、就业、政绩等确实带动性很强，影响力也很大。但是，对居民收入增长的拉动非常有限。相反，象浙江省以鼓励创业和办企为目标的“老板经济”，从表面上看，可能没有那么多的顶天立地的大企业，却有着铺天盖地的中小企业，那么，自然而然地就会有效拉动居民收入水平的增长。试想一下，在经济发展比较正常的情况下，再小的企业，一年的收入都可能比打工的收入高。而其对GDP的影响，则可能不会很大。那么，GDP的含金量当然也就高了。

　　也正因为如此，面对多数经济发达地区的GDP含金量不高，除需要在财政体制、收入分配体制、财政核算机制等方面改革与完善之外，最主要的还是在经济结构、产业结构、居民创业、财政资源配置等方面下功夫。从总体上讲，浙江的“老板经济”模式，是提高GDP含金量最有效的手段，也是最能够体现民富政强的特点的。否则，就会出现政强民穷或民弱的现象。这样的发展模式，是容易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也是会带来很多的社会矛盾和问题的。已经在经济总量和人均GDP方面步入发达经济行列的江苏、广东等地，实际上仍处于居民生活水平和质量的中等地位，而没有真正步入发达水平行列。这一点，必须引起这些地区的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