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近春节,开米粉店的小叔来电相告,不日安排好小店节日守值事宜后即起程回乡。
其实小叔属于60后,高中毕业后一直在老家务农。2007年看到县城里有不少人在深圳、上海、北京开桂林米粉店都发了家,便把多年的积蓄拿出来,又向其他亲友借了一部分,到京城开了一家小店,两年之后又开了第二家。
但这些年来,每年春夏时期,他总像候鸟一样,铁定要回去一趟的。
因为他无法割舍家里的土地,春种秋收已经是他无法遏制的本能。按照节气安排,一般都要赶在春节前把旱地全部犁翻、碎土,然后施肥、播种。当种子在地里静静等待早春的雨水,正是人们也迎来送往,安然迎接一年最大节庆的日子。
放荒在他的心里无疑是一种败家,是对家族世代传承的背叛。
小叔比我略大几岁,当年就显得很勤快,农地里的活计能顶上半个大人,参加生产队劳动一天能拿8公分,我只能拿4分。但我看的书多,能侃,他很是佩服,自小我们就是玩伴。
现在我们难得在一起聊天时,还经常会提起当年的趣事。关于家里的土地,我们最共同的话题就是当年关于一个叫老毕的一段往事。
1975年春季,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正盛。为“抓革命,促生产”,县革委会把工作组分派到各个生产队,我们老家这个只有20户、人口不足百人的小生产队也安排了一个由三人组成的工组。
住在小叔家的工作组组长是个中年人,我们只知道其他大人都管他叫老毕,少言寡语,但也有非常诙谐的一面。那会儿邻村的高音喇叭每天反复播放歌颂文革歌曲,有一首不知叫什么的歌曲里有一句歌词是“三大革命打先锋啰喂”,老毕碰到高兴的时候就喜欢哼成“三大革命当长工啰喂”,我们一帮半大小孩嘲笑他胡唱,他也不以为意。
但老毕很是有手腕,刚来的时候隔三差五地晚上召集生产队开大会,指示批地主,斗富农,一个月之后就树立起自己说一不二的威信。然后开始对生产队长、指导员反复敲打,指出要把生产搞上去,说生产队田里的作物长得就象没娘的孩子一样,有的旱地低头玉米秆还没别的生产队水稻高呢,“这是田间管理问题,更是思想意识问题,一定要拿出果断有效的措施!”
已经被各种运动闹得麻木的社员不明所以,也不以为然。生产队的劳动积极性多年以来已经相沿成习,是马尾系豆腐——根本提不起来。
处在人民公社时期生产队的耕地无非两种:一是紧邻住宅的少量各家自留地;二是生产队集体所有土地。
从我们有记忆开始,每年四五月份,一眼望去,各家自留地的作物和生产队粮田泾渭分明,前者苗肥禾壮,生机勃勃;后者稀稀拉拉,无精打采。生产队的粮田是社员一年四季都必须出工打理的,而且还有化肥可施,自留地都是每家每天饭前饭后忙里偷闲拾掇的,只有农家肥可施。还在孩童的我们实在想不出是什么道理,但却都知道自留地都是肥田。
那年夏收之后,老毕的果断出手,和生产队指导员、队长密谋之后,突然宣布把原先属于生产队的最贫瘠耕地划分出来,交给各家做自留地,原来的自留地全部交给生产队。当年秋季,得益原先各家自留地的充实,生产队粮田喜获丰收;让人意外的是,那些原来全村公认最贫瘠的旱地,在变成各家自留地之后,居然旧貌换新颜,不管是栽种玉米还是蔬菜,都苗肥禾壮,生机勃勃。
年底开会,老毕难得显出一脸得色。乡亲们也并没有对老毕的伎俩有什么怨言,反而因为置换新自留地计算方法相对宽松,使自家自留地面积有所增加而暗暗高兴。现在看来老毕此举称得上是皆大欢喜的“阳谋”。
我上大学离开家乡,也没再听到这个老毕的任何消息,甚至他的真实姓名也欠奉。迄今已经四十年,仔细品味,每每不由叹服老毕当年竟然能够洞悉农民的品性,用一种狡黠的计谋和方式撬动农民生产积极性。毕竟那是四十年前,而老毕不过是县里派出的一普通基层干部。
当然,与后来波澜壮阔的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推行相较,由老毕在我老家这个麻雀般小屯操作的乡村土地改革,不过是一朵几乎无微不察的小浪花。对于当下呼啸而至的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态势,老毕的伎俩甚至显得搞笑。
但在我和小叔的心中,这段记忆已经铭刻在故乡的似水流年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