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2月，一名乘客在深圳水湾地铁站猝死，死者家属随后将深圳地铁集团和深圳急救中心告上法庭。26日，该案在福田法院进行了一审宣判。法院一审认定，因地铁工作人员未能采取相应措施并及时拨打120急救电话，地铁集团对于死亡结果承担责任比例为30%，急救中心在履行其职责中并不存在过错，无需担责。故法院依法判决地铁集团赔偿死者家属31万余元，并驳回两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

　　案件宣判后，不少民众对判决结果产生了疑问，甚至有人质疑这是否无限扩大了地铁的责任？广东省深圳市公安司法鉴定中心出具《法医学死亡证明书》，显示梁某的死亡原因系猝死，明明是自己身体引起的意外，为什么地铁集团还须承担一定比例责任呢？

　　公共场所有着安全保障义务，《侵权责任法》规定，“宾馆、商场、银行、车站、娱乐场所等公共场所的管理人或者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日常生活万般丰富，各类公共场所所需承担安全保障义务的范围也不完全一致。因此，《侵权责任法》不可能对所有公共场所所需承担具体义务以列举的方式穷尽。界定安全保障义务的任务就交给了法理和专项法规。

　　遗憾的是，国家层面的《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办法》对此也并无明确细化，只是笼统规定，“城市轨道交通运营过程中发生乘客伤亡的，城市轨道交通运营单位应当依法承担相应的损害赔偿责任；能够证明伤亡人员故意或者自身健康原因造成的除外。”这一法条解决了举证责任问题，但是仍然没有解决安全保障义务范围的问题。

　　在现有技术下，鉴定机关只能大致鉴定出死者的死亡时间，没有办法精确地鉴定出，如果地铁早几分钟拨打120，悲剧是否就不会发生。至此，整个案子似乎进入了僵局。然而，《深圳地铁乘客伤亡事故处理实施细则》规定：“车站对伤势严重（如有较大伤口流血不止、昏迷等）应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送往就近医院，并视情况及时通知地铁公安介入调查”。

　　当地地铁站显然并没有按照相关要求对突发事件进行妥善处理，这就涉嫌违规操作。笔者以为，正是深圳市地方性规定所确立的深圳地铁安全保障行业标准，让这场意外的责任分配变得明晰。这也充分体现出深圳地方立法的优越性，极大地弥补了上位法的不足。

　　事实上，在各地地铁都较为拥挤的语境下，在地铁发生各类人身危险意外的可能性要远远高于普通公共场所。对陷入意外的乘客而言，时间就意味着生命，或许强制要求地铁必须有能力提供全面的医疗救助并不现实，但硬性要求地铁在第一时间帮助乘客拨打120，的确并不过分，这不应只是道义，更应成为法定义务。因此，在此方面，各地有必要向深圳学习，作出行业标准，对地铁的安全保障义务予以细化，倒逼地铁运营者为人们提供更好的安全保障，尽可能减少悲剧结果的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