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机暴露的是问题，一场全球危机至少暴露了主要大国之间的问题。在摩根士丹利亚洲区前主席、现任耶鲁大学全球事务与管理学院高级研究员的史蒂芬·罗奇看来，2008年爆发的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就将中美之间相互依赖的失衡问题暴露殆尽，中美两国现在的经济关系就像是一种相互间过度依赖的“婚姻关系”，这种关系将给双方带来问题和摩擦并导致令人担心的结果；那么，后经济危机时代，主题也自然就是中美之间的再平衡，即中美双方应该建立起一种建设性的互相依赖的关系，双方不过度依赖对方，各自保持身份独立并在这种关系中满足各自的需求，实现互利共赢，并将其命名为“共同依赖”。

在新著《失衡：后经济危机时代的再平衡》中，史蒂芬·罗奇认为，中美之间现在拉锯关系，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国从美国的外部需求考虑，制定了强有力的出口导向型增长策略；美国亲睐中国的廉价商品、储蓄盈余，并且需要中国购买美国国债以弥补其财政赤字。随之而来的失衡，一方面是中国直接导致了对资源的过度需求、环境的退化、令人窒息的污染、储蓄泛滥、巨大的经常账户盈余，而中国的消费者仍在局外旁观；另一方面是美国过度的个人消费，国内储蓄总量的空前短缺与经常账户的赤字。于是，摩擦不断升级，并对造成的各自经济灾难相互指责。

相互依赖关系之间固有的不稳定性，只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恶化。美国始终坚持着为了增长而增长的思想导向，不得不严重依赖资产和信贷危机泡沫维持虚假繁荣；中国利用美国的增长作为自身发展策略的支持，认为美国的增长是理所当然的。尽管中美双方实际上都认识到了这一点，美国有了“再工业化”的政府战略，中国则在2007年，由时任总理温家宝首次指出了中美两国经济交流是不可持续的，确立了寻求新的经济增长模式的目标。然而，路径依赖让再平衡之路蹒跚曲折，美国至今也只是口头的“购买美国货运动”和“促进制造业”，再工业化还缺乏微观机理；中国也还在寻找新的出口空间。 

在史蒂芬·罗奇看来，2013年中国服务业占GDP的比重达到46%，首次超过第二产业44%的比重，这是中国通往再平衡道路上的关键里程碑。因此，他认为中国当前的增长放缓，不是由房地产泡沫危机爆发、债务密集型增长的去杠杆化、银行业危机的阴影而带来的意外事件，而是经过深思熟虑的，由中国自觉转向由服务密集型为导向的增长，并以此作为再平衡路线的发展核心的自然结果。而对美国来说，一个在经济方面以“看不见的手”为金科玉律的国家，战略不大可行，6年来几乎没有做成任何一件事情。更糟糕的日子可能还在后面，中国的消费崛起必然带来储蓄率降低，国际收支经常账户盈余也会减少，对美国国债以及其他美元基础的资产的需求也必将随之削减。

一方已开始通往明天的轻松、洁净、绿色并可持续的经济道路，另一方却还沉浸在昨日的世界不愿自拔，但目的却是共同的“再平衡”，复杂性导致的难度显而易见。更重要的是，在历史上的重大时刻，经济力量的重新组合一直都与军事力量转变和地缘政治稳定有关。史蒂芬·罗奇在书中引用美国历史学家保罗·肯尼迪在《大国的兴衰》的结论“大国的崛起和灭亡都折射出这样的结构调整”，对中美间的再平衡表示了宿命的忧虑：“美国强大的军事力量和衰退的国内经济基础所折射出的失衡，实际上十分符合肯尼迪笔下16世纪早期欧洲王朝的模式。”所以，他判断：“中美之间的相互依赖正在进入一个日趋不稳的阶段。”

经济力量的重新组合，必然带来地区和世界领导权的转移。但纵观人类过去500年的历史，成功的转移基本上都发生在“领导者—利益相关者”之间，而“霸权—竞争者”之间的博弈往往以竞争者的落败告终。而且，世界领导权的转移并不是一蹴而就的，约瑟夫·奈就曾提醒：“罗马在从权势巅峰跌落后，仍能保持其支配地位达300年之久。”旁观者清，当局者迷。史蒂芬·罗奇在《失衡：后经济危机时代的再平衡》中，认为尽管中美最终寻求的都是避免走向“预言自证式冲突”，但美国的基调是“合作性平衡”，中国的基调则是“新型大国关系”，无论如何，这都需要高超的平衡术和极强的自我克制。

经济失衡并非只发生在中美之间，史蒂芬·罗奇认为实质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资产膨胀型过度消费模式”和“以中国为代表的过剩生产型增长模式”导致的全球经济失衡。处于不健康的相互依赖关系，伙伴之间都倾向于让对方为自己造成的问题负责，在彼此将责任推向对方的同时，也都必然为了寻求支撑这一失衡体系而抱团取暖。美国是试图建立环大西洋的TTIP和环太平洋的TPP布局；中国则是寻求“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的突破。他在书中认为：“如果中国和美国能够商定一个基于规则的市场准入框架，就将为更广阔的贸易自由化奠定基础”，因此，“美国把中国排除在TPP以外将是一个错误”。

中美再平衡已不可避免，但问题是再平衡将走向何方？央行行长周小川曾经分析了中美再平衡的六种情景：美国家庭储蓄和总储蓄率上升，中国居民消费也在上升，全球不平衡得到校正；美国家庭储蓄率上升，不需要那么多中国出口产品，中国将更显产能过剩，进入低增长阶段；美国家庭储蓄率上升，中国居民消费有所提高但幅度不够，同时城镇化投资增加，过剩储蓄下降；美国家庭储蓄率上升，同时中国通过“走出去”投资，向其他发展中国家转移部分产能；美国总储蓄率提高并不顺利，而中国调整较为顺利，部分产能转移出去；大家的调整都不成功，国际经济不平衡格局还持续，贸易保护主义会越来越严重。

如何实现中美两国长期稳定的共存与发展是21世纪所面临的关键问题。作为美国人的史蒂芬·罗奇，在《失衡：后经济危机时代的再平衡》中，看似对中国给予了不少赞扬，对美国发出了强烈批评。“再平衡”确实有助于我们从另一视角去理解中美经济关系的重要性和复杂性，但我们且不可被“糖衣炮弹”迷惑。如果将2008年金融危机的本质归结为经济增长方式的调整，我们就需要对史蒂芬·罗奇的立论基础多加几个问号。但有一点毋庸置疑，历史经验已经证明，全球经济增长方式的调整必须建立在制度创新或技术创新的基础上。那么，中国的再平衡之路，至少还有史蒂芬·罗奇之外更广阔的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