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中国，一提到“户籍”“房价”，似乎便成了特大城市的敏感词。这不，北京最近重申坚持“以业控人”“以房管人”，就遭到了骂声一片。一些境外媒体，有着古怪、矛盾的价值观，一边热衷“揭露”北上广深特大城市的“群租房”“地下室”、都市边缘人，另一边又总喊着空洞的“自由迁徙权”，难道大城市病与人口的无序流动毫无关系？
　　
　　中国的城镇化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是从改革开放初期的城乡二元对立起步的，又与市场化、法治化的进程相互共生。这在客观上酿成了城镇化的粗糙，资源分布严重失衡，教育、就业、医疗畸形集中于少数几个特大城市。如果任由膨胀，失衡必将积重难返。一句话，有病，得治，拖不得。不能被所谓的“迁徙自由”给忽悠了，那样只会让公民的权利在盲目蜂拥入大城市中受到更多的“自我侵犯”。
　　
　　那么，大城市病的病灶何处？又该如何下药？
　　
　　产业是就业之源。北京等地集中了不少特大城市不该有的“累赘”产业。比如，大家所熟知的“动批”、“大红门”以及四元桥的汽配城等。这些虽然暂时解决了一部分人的就业问题，但是产业的链条循环非常低端，无非是来北京的低收入群体之间互相买卖。这种穷人之间的彼此赚钱，不仅没有在中小城市来得顺畅，也让这些从业者无法享受子女上学、老人看病的便捷，深感痛苦。“以业控人”，本质上讲就是基于产业在空间上、群体间优化布局的考虑。
　　
　　北京的高房价让人怨声载道，这是事实。但还有一个事实是，不管如何调控，北京可供出让的土地、可以建设的房屋，总数也就那么多，即便最大限度地平均分配，也招架不住每年近百万的涌入人潮。所以，与房挂钩的户籍制度，恐怕短期内仍有其存在的现实意义。当然，这不是“霸王硬上弓”的调控，而是要以“以业控人”为前提，在京津冀一体化等产业疏导的同时，逐步实现流动人口的有序转移、有序置业、有序生活。
　　
　　资源分布的不均衡，很大程度上只是表象，或者说是一种结果，背后根源还是机会的失衡。当代是一个人人追求向上拔节生长的年代，年轻人不怕输，只怕失去公平竞争的机会。而在不少中小城市，尽管环境宜人、生活压力较小，但却“拼爹”日甚、关系重重，这让有的“北漂”不禁喊出“北京是中国最公平的城市”。从这个意义上说，特大城市除了向外转移过剩的产业、过多的人口与资源，更重要的是将公平竞争的契约精神辐射、传递出去。
　　
　　鞋子合不合脚，只有脚知道。在城镇化的问题上，从来没有什么绝对的自由、抽象的权利。无论决策者，还是普通人，都不能仅看到巴黎、纽约的现代化，还要直面里约热内卢的贫民窟、孟买的治安乱象。国外经验固然值得借鉴，但不能盲目照着人家指的路子走，“以业控人”“以房管人”对于当前的城市管理而言，仍然是值得坚持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