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8日，云南打工者杨九在东莞市厚街镇一出租屋内，挥刀砍向瘫痪的母亲，后用剃须刀片割腕自杀。所幸母子二人均无生命危险。东莞第二市区人民检察院公诉人员经调查认定，疑犯有犯罪中止、自首等行为，考虑到杨九只身打零工照顾病母多年，4月3日，对其做出不予起诉的决定。（4月9日《新京报》）

　　是什么让原本大逆不道的弑母行为，竟被坦然冠以”孝子“的名号？是什么让“一起走向死亡”成为孝子的最后选择？是什么让原本罪恶的行径，深深地撞痛了我们的视线？是沉默太久后的一次爆发，是生活重压下一次不得已的”出逃“，还是那被压抑的灵魂终于在”生命无法承受之重“面前发出了一声划破天穹的呐喊？

　　“死是一件不必急于求成的事情，死是一个必然会降临的节日”，作家史铁生对于死亡的解读，与其说是一种豁达和乐观，不如说是在现实面前深深的无奈和无力感。如果现实的坚硬还为人们存留着一点突破的空间，如果人们对于现实的承受能力还没有超过对于死亡的恐惧，那么即使面临苦难，人们依然会选择活着，选择坚强。

　　杨九何曾没有坚强过，面对死去的父亲，他曾拍着胸脯说：“我杨九要重新做十二三岁的小杨九，我要重新做人！”；杨九何曾没有过梦想，他曾带着对生活的希冀，去广东寻找新的生活。只是之后，“在两个月没有散工可做，曾经一整天没吃饭，母亲也只有一块面包可吃……”的现实面前，他才试图砸碎命运的魔咒，砸碎生活的牢笼，砸碎现实的枷锁，试图让自己得到解脱。

　　“我们这些人的苦痛，你不会懂得。”是的，“出生在中缅边境，一个曾经毒品、枪支和艾滋病泛滥的寨子。父亲不管家，流浪在缅甸长达12年；两个妹妹疑似被拐卖常年没有音讯；哥哥因为毒品和艾滋病死在家中；嫂子正受着艾滋病和精神病的折磨；3岁的侄子很可能是HIV携带者；母亲瘫痪在床；而自己，曾经在烦闷和引诱下沾上毒品”，这些只有出现在小说中的经历，常人又怎么理解？

　　我们不能懂得杨九，我们更加不知道，在城市灯火的尽头，还有多少个杨九？在无数个白日后的黑夜，在无数个黑夜后的白天，他们背负着重担，在如磨盘般旋转的生活面前，已然没有了任何表情。他们放下了农田和村庄，放下了幼儿和老母，带着梦想踏上通往城市的列车。或许只是为了能够早日有一个安身之地，为了让孩子下学期的学费有着落，让年迈的父母不再病床上呻吟痛苦……然而，就是这些小小的梦想在大大的城市里有时也会被打得遍体鳞伤，当他们心中对于生活最后一丝希望的幽光被掐灭后，他们该往何处去？除了像杨九所言：现在只想回家，重新开始？

　　是时候该从道德制高点上走下来，是时候放下“主因起决定作用，任何时候自暴自弃都不能原谅”的哲学理论，是时候问问自己：在这片土地上，还有多少个杨九？我们该怎样在悲剧产生前给予他们帮助，哪怕只是一个关怀，一声问候？请记住，每一次这样的事件都是在给予我们提醒：有些人的悲剧和苦难，恰恰显示的是这个时代无法触碰的伤疤，只有通过全社会的努力才能够慢慢疗伤，才能止住悲剧的上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