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网北京9月25日电 （记者贾玥） “转型期的城市化：国际经验与中国前景”国际学术研讨会今天在京举行。与会国内外多位专家围绕中国新型城市化、城市化国际经验、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以及城市转型与质量提升等热点问题展开交流。专家认为，中国城市化发展方向应从浅度向深度发展，速度将逐步放缓，全面提高城市化质量。

　　据专家测算，我国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人均公共成本为13万元。如果到2025年基本解决农民市民化，政府财政每年需负担的成本大约为6500亿元，占2012年全国公共财政收入的5.5%，在可承受范围内。

　　中国城市化率已达世界平均水平

　　中国社科院副院长李培林指出，中国的城镇化和城镇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在城镇化率超过50%之后，中国从一个具有几千年农业文明的乡村型社会正式迈入以城市型社会为主体的城市时代。

　　“世界城镇化率由30%提高到50%平均用了50多年时间，英国用了50年，美国用了40年，日本用了35年，而中国只用了15年。”中国社科院城市所副所长魏后凯认为，2012年，中国城市化率已达到世界平均水平。

　　根据麦肯锡全球研究院中国问题专家Jonathan Woetzel的估算，自2010年到2030年，中国城镇人口将从6.3亿增加到9.9亿，占全球新增城镇人口的四分之一；从2005年到2025年，人口迁徙将占城镇人口增长的七成。

　　“推动这些迁移人口市民化，将会激发巨大的内需消费需求和促进人力资本提升。”Jonathan Woetzel在演讲中指出。

　　中国城市化处于“浅度城市化”

　　李培林指出，中国在快速推进城镇化的同时，也存在诸多问题与不健康因素，城市化进程中的不可持续、不协调、质量不高问题日益突出。

　　“一方面，大量农村转移人口的涌入让城市社会面临严峻挑战，现行户籍管理、土地管理、社会保障、财税金融、行政管理等制度，制约了农民市民化和城乡发展一体化，”李培林说，“另一方面，城镇化过程中衍生出多样的市民化需求难以满足，且面临愈发严重的资源环境挑战。”

　　中国社科院拉丁美洲研究所所长郑秉文认为，与拉美的“过度城市化”相反，中国城镇化的明显特征是“浅度城市化”，城市化率只有统计意义，并没有真正实现与其相匹配的人文意义，也没有达到经济意义，不利于启动内需和经济转型，也不利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中国社科院城市所副研究员王业强指出，目前中国城市规模效率与其规模整体上呈正相关关系，但现有地级市及以上城市经济、社会和环境规模效率与其规模基本上呈“倒U”型关系，一些超大城市在经济、社会、环境等多方面的规模效率均处于递减阶段。

　　“这表明城市效率和生产率水平的提高，不应过度依靠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展来取得，而应重视城市管理技术水平的提升，实现中国城市化路径的调整。”王业强说。

　　发展方向：城市化速度放缓 农民工市民化

　　魏后凯认为，当前，中国已进入城市化战略转型期，城市化速度将逐步放缓，由加速向减速转变，而全面提高城市化质量将成为重点。

　　“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型城镇化道路，必须从国情出发，坚持以人为本、集约智能、绿色低碳、城乡一体、四化同步。”魏后凯表示，有序推进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构建科学合理的城市规模格局、构建一体化的城乡差异发展格局应是未来发展重点。

　　国家发改委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所所长肖金成也建议，科学规划城市群内各城市功能定位和产业布局，缓解特大城市的压力，强化中小城市产业功能，增强小城镇公共服务和居住功能，进而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

　　“从整体上看，小城镇吸纳人口的作用不亚于城市。”中国社科院人口所党委书记张车伟指出，但由于小城镇经济实力较为薄弱，没有独立财政权，中央政府应该给予镇级基本公共服务更多倾斜。

　　此外，成本障碍已成为阻碍农民市民化的重要门槛。据中国社科院城市所研究员单菁菁计算，我国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人均公共成本为13万元。但她表示，如果到2025年基本解决农民市民化问题，政府财政每年需负担的成本大约为6500亿元，占2012年全国公共财政收入的5.5%，在可承受范围内。

　　“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是城镇化的题中之义，也是政府的应尽之责。”单菁菁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