笼罩北京城的这次史无前例的空气污染距伦敦1952年的“大烟雾”（Great Smog，英国历史上最严重的空气污染事件）几乎整整60年，这实在是一种不可思议的巧合。
    中国肯定并不缺少这种对比。很多中国人肯定还记得，毛泽东时代的宣传影片经常展示伦敦的烟雾，把它视为资本主义失败的证据。面对这种环境危机，英国当时进行了整治。现在，轮到中国这样做了。
    周二，北京当局报道称，在前三天污染水平屡创纪录后，该市的污染程度正在减轻。
    每位北京居民心里都清楚，考虑到天气条件比较“合适”（也就说相当糟糕），雾霾卷土重来只是个时间问题。不过，有明确迹象表明，官员们终于开始承认这个问题的严重性——这或许是朝着着手解决这个问题迈出的第一步。
    官员们意识到，污染导致的疾病和不适激怒了愈发躁动不安的人民。官方的《中国日报》(China Daily)周一表示，北京将日益以“北京咳”而闻名，而不是以北京烤鸭或京剧而闻名。
    环保主义者戴晴告诉彭博社(Bloomberg)：“多年来，我们都曾试图做些事情，但当局没有给我们任何答复。可一旦人们没有了水、空气、土地，那肯定会发生点什么。这非常危险。”
    正如吉密欧(Jamil Anderlini)在英国《金融时报》报道的那样，促增长的压力迫使政府官员淡化或无视污染问题。因此，尽管中国出台了严厉的环保法，但它的环境水准却很低。
     “中国和外国的专家都表示，中国政府面临的一大问题是，各级官员都愿为经济增长这一首要任务牺牲环境。
     “体制内缺乏问责机制，负责解决环境问题的部门软弱无力，数据收集和呈现容易受到操纵，这些都让这个问题变得更加严重。”
    但日本、欧洲和美国等发达经济体的先例表明，公众对污染问题的关切迟早会迫使当局采取行动。
    伦敦“大烟雾”的情况就是如此。当时，伦敦人曾认为这场烟雾与之前的“浓雾”乃至之后的雾气没多大区别。“大烟雾”仅持续了四天，从12月5日到12月9日。
    但当政府医学报告给出“大烟雾”导致4000人早死、10万人患病的估计数字时，舆论发生了改变。后来的研究发现，即便是这些数字也存在严重的低估：实际上，死亡人数在1.2万左右。（这些数字来自维基百科(Wikipedia)，在该网站上可以看到，学术研究对此有详实的记载。）
     “大烟雾”之后，英国连续出台了多部法律，高潮则是1956年出台的《清洁空气法》(Clean Air Act)。该法要求工厂减少烟雾排放，鼓励居民从煤转向燃烧产物更清洁的焦炭或燃气。
    1962年，伦敦又出现了一次规模较大的烟雾。但现代的做法慢慢确立下来，尤其是在上世纪60年代末燃气集中供暖开始普及后。
    中国应该认真思考下这段历史。即便是最严峻的环境问题，也能得到解决。然而，即使具备了政治意愿和充足的资源，打造人们可接受的生活环境也需要数十年时间。
   因此，中国应当抓紧时间。彭博社消息称，绿色和平(Greenpeace)和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Peking University’s School of Public Health)上月公布了一项研究。该研究显示，去年北京、上海、广州和西安因pm2.5（空气中的颗粒物，烟雾型污染的核心致因）污染造成的早死人数合计有8572人。
    我们这里讨论的还只是进入世界银行(World Bank)“全球污染最严重城市”排行榜的16座中国城市中的4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