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中国维持20年8%的GDP增速不是问题。”
    “中国可考虑再来一轮新的经济刺激，通过投资基础设施建设，为下轮高增长奠定基础。通过万亿基建投资刺激增长的方式也未尝不可。”
    前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先生近日的一些言论饱受争议，被指责说话“不接地气”。为此，《城市化》记者通过对林毅夫先生此番言论的语境进行梳理，并请行业专家共同探讨，究竟是——“大放卫星”还是“真知灼见”  ？    

保8非难事？
    在9月11日举行的2012夏季达沃斯论坛会议上，世界银行原首席经济学家、高级副总裁林毅夫否认了外界对中国经济不可持续增长的判断，在他看来，中国目前经济指标下降，增长率下降的原因在于目前出口市场疲软，出口量减少，此外，上一轮4万亿已经到达尾声，投资需求不足也造成了经济增速放缓。当时林毅夫认为，8%的GDP增长速度并不是一个问题。
    随后林毅夫在北京大学发表主题演讲时补充说，中国经济增长与发展确实面临着问题与风险，但就此认为中国将从此进入低增长阶段是不对的。从后发国家的历史经验来看，低收入国家只有发展到人均收入为美国的50%左右时才会步入低增长阶段，而在2008年时，中国的人均收入(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只是美国的21%，据估计，将在2030年左右中国的人均收入达到美国的50%，也就是说中国还有20年维持8%的增长潜力。
    在遭到一些专家质疑之后，林毅夫也在随后的澄清中说明20年“保8”增长力的原意指的是“潜在增长力”。他称，增速潜力被发挥出来，要满足诸如收入分配、金融结构、政治腐败等多个问题被解决的前提条件。林毅夫认为，发挥我们的“比较优势”是摆脱中等收入陷阱，经济继续高速增长关键。
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教授时红秀也认为，下一步中国经济走势，我们可以做出如下两项预判：一是中国经济稳增长确实没那么难。二是调结构、转方式任重道远。
　　时红秀认为，中国国内的本土市场足够大，兢兢业业把自己的市场搞好，中国经济足以具备持续可靠的支撑。本质上讲，财富增进，经济增长的源泉，在于分工和专业化的不断演进。根据斯密原理，分工受市场范围的限制。中国巨大的市场范围意味着广泛的交易规模，可以为专业化分工——内生的经济增长动力提供无可与比的优势。

改革创条件 
    但一些批评者从中国实际情况以及暴露出来的种种矛盾发表了不同的观点。清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副院长白重恩就认为，保8的发展条件需要改善和创造，否则就是一句空谈。
    君百略管理咨询公司董事长杨连庆认为，对发展中国家，在短期实施比较优势战略的同时，在中长期一定要实施竞争优势战略，如改善教育、改善社会保障体系、提供机会平等的环境、推进市场化经济制度改革等等，来提高技术创新的基础平台、创造市场效率的基础制度、从而为国家在未来占据全球经济制高点奠定基础。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张政军对本刊表示，未来保持经济高速发展，需要直接改变金融体制结构和高收入阶层的税收政策，使其为壮大的尚处于初始发展阶段的中产阶层队伍发挥作用，既要建立专门面向小微企业服务的金融机构，这种金融机构是政策性银行而非商业性银行，并且要杜绝其向商业性银行逐渐过渡的途径（过去十多年，我们看到四大AMC已经从政策性公司转身成为商业性的投资银行，一些政策性银行也在为转变为商业性银行作准备）。
税收政策一定要引入税率高度累积的手段，要实现对富人征收高税率同时对低收入的无产阶层免征税，提高收入税的起征点，为此收入透明化和财产透明化势必要的前提。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培育出一个广大的中产阶层，确保社会稳定和经济持续发展。
    有专家对城市化浪潮带来的经济增长可能表示肯定，但杨连庆认为，要充分释放城市化进程带来的经济增长潜力，必须依靠改革的力量。首先深化劳动力市场改革，破除劳动力流动和竞争的制度障碍，继续促进农民向非农就业转移；二是必须深化户籍制度的改革，加强社会保障全面覆盖的建设，降低居民的预防性储蓄，释放消费潜力；三是必须促进流动人口的市民化，促进非正式就业向正式就业转变，提升其收入水平和工作稳定性；四是必须采取切实措施，为新移民建造可负担的廉价住房，改革住房市场中的某些不合理因素，促进住房的供给而不是压制住房的需求，帮助新移民在城市生活和定居，这样才能充分释放城市化进程对城镇房地产市场的带动作用。
    事实上，林毅夫也批评目前的金融税收政策是“穷人补贴富人”。直指目前金融体质结构和税收政策。林毅夫指出，要发挥“后发优势”，变潜在增长力为现实增长力，就必须把中国市场化的改革进行到底，把“双轨制”遗留下来的一些扭曲消除掉，改善收入结构、收入分配问题，也要解决贪污腐败一系列的问题。
    多数学者判断，十八大以后，中央政府为了解决收入差距过大以及由此带来的系列问题，可能会在税收政策、二次分配上有所动作。

投资需转向  
    林毅夫认为，中国可考虑再来一轮新的经济刺激，通过投资基础设施建设，为下轮高增长奠定基础。不过地方政府靠万亿投资基建保增长的政策带来的弊端，已经引起各方质疑，再加上舆论对于“伪城市化”的诟病，应该是林毅夫被质疑的主要原因。
    事实上，就在今年七月份开始的新一轮由地方政府主导的万亿投资潮就已经来临，至于投资方向，各地产业规划中，唱重头戏的仍然是基础设施建设。而在城市化浪潮涌动的今日，基建投资似乎无可厚非。但即使公开支持政府投资的林毅夫，事实上，也一直强调在城市化进程这个未来经济引擎发力中，人的城市化在其中是最为关键的要素，是将潜在增长力变为现实的根本，而绝不仅仅是基础设施建设了多少。
    张政军表示，应该说，经过近30多年的建设，与很多西方国家（如欧洲某些地区、拉美某些地区）相比，我国的基础设施建设已经具有比较强的优势了，但如果考虑到我国巨大的人口规模以及快速城市化带来交通拥堵、空气污染、水源紧张、垃圾处理等问题，基础设施建设在总量上似乎仍嫌不够，在某些领域仍然有很大的建设空间。
    不过张政军认为，虽然如此，但在推出新一轮基础设施建设之前，需要解决三个问题。首先是下一步重点建设那些领域的基础设施？这是一个战略性的问题。我国基础设施建设在哪些方面不足？城市交通拥堵，是不是我们需要建更多、更宽的道路？是不是我们完全限制私人轿车的数量？这些问题涉及到未来的中国社会模式。基于中国人口总量，在中国形成多个超级大城市是完全可能的，但超级并非无限制地扩大，大必然带来管理难题和效率难题。
    他表示，目前比较合理的一个建议是控制大城市规模，推进城市群和都市圈，在各个城市群内和城市群之间，建设安全、快捷、舒适的公共交通，特别是轨道交通。其次是建成的基础设施的使用价值如何实现问题？很多基础设施作为巨大投入的准公共产品，即使全部是财政投入、并且不完全考虑其经济回报问题，但其使用价值、投入资金成本和后续维护成本是必须考虑的问题。因为一些资源被配置到某项基础设施，这些资源必然就配置不到别的基础设施，社会整体财富就受到这些资源配置是否有效的影响。至少可以判断，过去曾经被曝光的不少“桥脆脆”、“路补补”肯定是有损社会整体财富的。第三是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来源问题，上一轮4万亿的经济刺激主要是通过债务扩张来实现的，未来如果要大规模地上基础设施建设，再次通过债务扩张来解决资金来源问题似乎已经不可能，那么有没有新的途径来解决资金来源问题？比如公私合作（PPP）等方式，是必须要慎重考虑的问题。

房市企稳藏隐忧
    说到“保8”，“城市化”，不能避谈的就是房地产市场。无须讳言，住房建设速度以及成交量放缓是今年中国经济增速减缓的主要原因之一。但似乎是为了验证林毅夫的增速理论，目前房地产市场正趋企稳。
    12月初，中国房地产市场开始出现“双升”局面，十个主要城市的成交量和房价普遍上升。上周世界三大评级机构之一的穆迪将中国房地产行业的信用评级前景上调至稳定，自2011年以来，该评级一直为负面。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仅仅两个月以前，世界银行还发出警告称“房地产市场回调”是中国面临的最大风险之一。
    业内专家普遍认为，该消息提振了房地产市场。 有专家就认为，党的十八大上，将“城市化”定位为未来拉动经济引擎的重中之重，势必加快中国城市化进程，也将带动新一轮房地产热。
    阳光100常务副总裁范小冲就对本刊记者表示：城市化将是房地产行业未来的希望。“那么多的人需要进城，该是多么庞大的住房刚需市场。”虽然目前阳光100正在向二三线城市的商业地产转型，但范小冲显然对未来的住宅产市场信心满满。
    穆迪公开表示，在市场根本需求稳健、城镇化进程进一步推进，对首次购房者的抵押贷款条件放宽，以及面向大众市场的住宅项目增多等因素推动下，房地产开发商的房屋销量以及成交金额有望增长。
    但城市化究竟需要多少的房子，需要多少的商业项目，谁也无法给出具体答案。杨连庆对本刊表示，发达国家城市化经验已经有很多专家做过介绍，如英美的“大都市区化”，日本的“都市圈”，北欧的“社区发展”，以及韩国的“新村建设”，这些国家的经验如何借鉴是核心的问题。杨连庆认为应该首先根据我国的自然和土地资源禀赋、人口规模和结构等客观条件，明确我国的城市和农村的社会发展目标，然后再有目的地借鉴发达国家城市化的经验。
    但也有学者对城市化带动的房地产市场高启表示担忧，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专家刘学良就表示，应谨慎看待未来城市化对我国房地产市场的拉动作用，农村的剩余劳动力数量、对城镇房地产的需求，远不是现有51%的城市化率反映出来的那样潜力巨大，而消费的升级则更依赖于居民收入的提高和社会保障的健全，而不是城市化本身。
    事实上，目前来看，为了城市化而盲目造城弊端已经显现，近日相关数据表明，部分三四线城市楼市库存消化周期已经达到6年。
    “在中国城市里约2.2亿的新增城镇常住人口中，普遍是购买力较弱的新移民，他们大多没有真正融入城市生活。即使放开户籍政策，让他们享有当地非农业户口，他们也无法承担城市高启的房价。因此，如果考虑到这部分人口，则城市化进程对城镇房地产的需求会大打折扣。”刘学良说。
    杨连庆则认为，考虑到中国的人口规模和土地资源的稀缺性，将来比较理想的社会发展模式是城市化和新农村建设并重，在发展大都市圈的同时，也要使农村的道路、信息化、教育、社会保障等方面具备城市的发展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