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农伊小兵出去卖了3天菜后，一车白菜又原封不动地被他拉回了家，一棵也没有卖掉——因为没有三轮摩托车的驾驶证件，这个卖了20多年菜的农民在一个拘留所被关押了三天，还被罚了500元钱。

    “卖两车菜，也卖不够500块钱，这菜，以后真是没法种了。”刚回到位于中牟县八岗镇伊家村的家，伊小兵便向妻子抱怨说。

有百年历史的蔬菜村

    位于郑州市东南郊的伊家村，是当地有名的蔬菜专业村。今年已经89岁的村中老人伊子明向《第一财经日报》记者回忆称，刚记事时，村中便开始有种菜、卖菜的习惯。伊家村300多户村民，大多以种植蔬菜为生，村中1200多亩耕地，至少有1000亩都跟蔬菜有关系。

    往年，伊家村靠着这些蔬菜，养活了家人，但眼下，他们却发现，想要靠种菜讨生活，是越来越难了。

    60年前便开始卖菜的伊子明说，以前，虽然没有运输工具，但依靠着扁担，他们将100多斤白菜挑到集市上，不等太阳出来，白菜就已卖完了。现在，一辆电动三轮车拉四五百斤白菜，卖到中午还不一定能卖完。

    让伊子明闹心的，还有蔬菜的价格。跟山东一些从事大规模蔬菜种植的农民，多面向蔬菜经纪人等大客户批发蔬菜不同，伊家村的农户们，蔬菜种植规模普遍都不大，也因此，他们的蔬菜并不对外批发，而是直接面向终端的消费者。

     即便如此，伊家村的村民们也没能从这种类似直销的模式中获利。

    伊小兵算了一笔账——按照今年的白菜价格，每斤能卖到2毛钱已经算是“好价格”；往年白菜长势好，每亩的白菜产量能有1万斤，但今年的白菜，被9月份的一场冰雹砸得七零八落，亩产能有个5000斤已是万幸。

    伊小兵说，这样算下来，就算每亩能卖1000元，自己的4亩白菜，收成也不会超过4000元。

    与此同时，伊小兵却不得不面对种植成本不降反升的窘境。化肥的价格比去年上涨了10%以上，每亩白菜仅复合肥的支出就需要220元；再加上每亩地的耕作费用50元、种子费用48元以及其他费用，每亩白菜的种植成本已经在500元左右。即使不算人工费用，忙活1年，4亩白菜也就是挣2000元左右。

    “还没人家出去打工一个月挣钱多呢。”伊小兵说，他们村现在已经有不少中年人外出做建筑工人，每天就能挣100元，而像他这样，忙活大半年，还不如别人打工一个月。

与蔬菜行业渐行渐远

    “等过了春节，我也不种菜了。到城里搞建筑去。”伊小兵说。这个有着数百年蔬菜种植历史的村庄，正逐渐与蔬菜行业渐行渐远。

    在伊家村，和伊小兵差不多年纪的中年人，不少都计划投奔到城里的建筑队、装修队去，而一些二三十岁的年轻人，也没有再“子承父业”，继承家里的种菜“事业”，而是应聘到了附近的富士康郑州航空港厂区，做起了产业工人。伊小兵的年近50岁的妻子，也去应聘了这家工厂的保洁工作，工资每天60多元。

    已经种了几十年菜，为何最终仍选择了逃离？

伊小兵说，种菜，太不好把握了。他至今都在津津乐道的，还是2009年春节前后的那次白菜大涨，当时，每斤白菜的价格涨到了5毛多一斤。但他并未提到的，却是2008年的那场雪灾，造成不少大白菜被冻坏，才导致当年白菜紧俏。

    2009年至今，白菜长期徘徊在每斤1毛钱左右，再也没有涨上去过。伊小兵将原因归结于两个方面，一个是大白菜的集中上市，造成了短期内的供大于求；二是附近的万邦国际蔬菜市场开业，外地的更便宜的大白菜涌入当地市场。

    “庄稼人，除了种个白菜萝卜，别的还能种啥呢？”多位接受采访的村民向本报记者抱怨说，他们也曾想过换个品种试试，但又看周围也没人种，不敢在自家田里试。“万一弄不成，那岂不是一分钱也捞不着了？”村民伊黄亮说，虽然自己也有过到农田里实验新品种和新技术的冲动，但最终，这个缺乏风险抵抗能力的家庭，仍然选择了最保守、最省力的种植方式。

    问起明年，“明年？明年还种白菜啊，除了白菜，我不知道还能种啥。”伊黄亮说。

    “像咱这样的庄稼人，种庄稼本来就是蒙的。”不过，伊黄亮也承认，好年景，不好“蒙”到，“像大前年那样的（好年景），我这几年都没碰到过。”最便宜的时候，伊黄亮的白菜还能卖过七八分一斤，即便如此，还是没人要。

    这些一家一户单干的农民，正在诠释着“一盘散沙”的含义，他们在自己狭小的天地里东冲西撞，自生自灭。

市场里的大户

    与此同时，与伊家村相隔20里外的万邦国际蔬菜市场里的多数蔬菜批发商们的日子，似乎也并不好过。

     一位蹲坐在一大堆蒜苗旁发愁的批发商张先生说，前几天，他看外地一些蒜苗的价格挺高，觉得利润不错，专门跑到禹州等地批发了这批蒜苗，结果，回到市场一看，发现满眼都是蒜苗了。“这几天我都是啥价钱进的货，啥价钱卖出去的。”张先生说，由于当时收购的价格比较高，等回到市场，却发现卖家太多，你不卖，有别人卖，很难卖得上价钱。

    另一位来自驻马店的批发商李先生也在为自己的一批黄瓜发愁。他的这批以7毛多进的黄瓜，降价到了5毛却还是没人要。“没办法，整个市场里货太多了。”

    同样是卖菜，来自四川的申先生，却在自己的摊位前哼起了小歌儿。他说，他的蔬菜大多来自四川，每天拉一趟，“几乎没有赔钱的。”

    申先生的秘诀是，上游，他自己承包了大片的耕地，这样进货时就比一般的批发商省去了“经纪人”和“代购人”这些环节，价格上就比市场里的其他人便宜；加上质量又好，供应的蔬菜又是油菜苔、豌豆苗等河南省内少见的蔬菜，郑州的不少四川饭店都从他这里进货。

    申先生说，现在，平均每车他都能挣三四千元，一个秋冬季能拉200多趟，这样算下来，一年也能挣个百八十万元。下一步，他准备把市场扩张到太原、北京等地。

反差背后

    一边是蔬菜专业村的没落，一边却是蔬菜产销大户的兴起。河南省商业经济学会常务副会长宋向清说，造成两种状况反差的原因，主要还是由于当下中国的小农经济。

    宋向清称，由于单个农户的个体力量与抵抗风险的能力有限，他们在自主种菜时，无法准确获知和判断未来的农产品种植信息，也没有可资参考的蔬菜种植面积以及产量等信息，这造成不少农户在判断蔬菜种植品种时，只能依靠道听途说或者是一些简单的信息，甚至出现“今年什么贵了明年就种什么，今年什么便宜了明年种什么”等“撞大运”的行为。

    但最终的结果却是，这种盲目混乱的种菜格局，同样造成不少蔬菜的价格波动也开始失去规律性，“譬如说大白菜，并不是说今年好卖，明年就不好卖，现实的情况可能是去年不好卖，今年还是不好卖。”宋向清说。

    宋向清表示，上述来自四川的蔬菜产销大户之所以能够获利，是他通过摸索，找到了南菜北流的规律，并成功将这种规律演变成了行动。

    长期致力于帮助农民组建经济合作社，发展生态农业的中国农业大学副教授何慧丽也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眼下，最大的问题是，国内的农民没有被组织起来，政府服务体系没有建立起来，这造成不管农民是种菜、种粮、养猪都没有计划性、没有宏观预测性，而是走到哪儿是哪儿。

    何慧丽说，如果农民没有被组织起来，政府服务体系没有围绕农民组织建立起来，菜贱伤农、菜贵伤民的现象就会不断地重演。作为政府，不能放任农民的靠“蒙”搞种植，“你总得有个链条与农民连起来。”并站在更高的高度，为农民的种植行为提供科学的分析和指导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