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发现,GDP的问题和高考存在着十分类似的症结。对于高考而言,我们虽然采用了高考这把“尺子”,但高考本身并不是我们追求的目标。我们追求的也不仅仅是学生到底掌握了多少知识,其实更关注其掌握知识的能力和探索知识的热情,后两者就长期意义上讲,是更加重要的。但现实是,我们选取了衡量知识最终掌握数量的高考这一考察手段。
与GDP指标类似,我们的社会本欲追求的是经济制度的改进、科技创新能力的不断提高,它们是长期经济增长最重要的决定因素,但现实是,我们主要选择了经济活动有多少的结果指标。我们很少考察过程,我们重点考察的是结果——一如我们在教育中只考察学生掌握了多少知识。
考察活动的结果,却没有考察活动的过程,其背后的逻辑是这样的:即考官以为,学生会像没有高考这把“尺子”时一样循规蹈矩地学习,各级政府会像没有GDP指标时一样按部就班地发展经济。正常来讲,只要你按规则老老实实来,学习能力强、求知欲旺盛的学生自然是获得知识多的学生;经济制度改进多、科技创新能力强的经济体,也自然是GDP增长快的经济体。目标和“尺子”之间是不存在冲突的。
但是很遗憾,当单一的一把“尺子”被引入后,学生和经济体的行为在制度引导下都会发生变化。高考制度引来了灌输式教育,学生从小学起就陷入了题海大战,而灌输式教育下解题能力的增强,和学习能力的提升、求知欲望的培养之间没有必然联系,有时甚至是负相关。能够肯定的反而是,学生本应该被充分开发的多元化才能,一定会被单一指标压抑甚至扼杀。那么,出现了单一GDP指标后的经济社会呢?此时,政府也会变得不再关注经济制度改善、保证市场规范秩序、构建有助于科技创新的市场环境,想着的只是如何增加经济活动的数量。这势必导致市场监管力量的投入不足,造成对低质经济活动的纵容,默许甚至鼓励那些无实际意义,但对于增加GDP效果显著的经济社会活动。可以说,单一的一把“尺子”引入后,“尺子”一定程度会成为目标本身,这是一种难以逃脱的宿命。在经济中,在教育中,在其他领域,都存在这一问题。
无疑,我们又确实需要有“尺子”来衡量我们作为人所参与的经济活动,以实现有效评估自己过去的经济活动和为以后的经济活动提供参照。特别是考虑到,我国处于赶超阶段,找“尺子”来看看我们赶超到什么程度了,更显必要。其实,单一的一把“尺子”,其本身就难免会有各种问题。它并不能完全代表它想代表的那个单一目标。因为现实的目标再单一,它也复杂到难以为我们所完全把握;而“尺子”却只能简单到如我们想象中那般简单。
就教育而言,高考作为一种考试可能并不完全能反映学生掌握知识的多少;而就GDP指标而言,GDP本身作为衡量经济活动的指标也是存在挑战的。如金融一类的服务业,如何准确测算它们的产出,是自1934年经济学家库兹涅茨开创国民经济统计核算起,就一直存在的难题。这些服务业部门甚至被一些著名经济学家称为“不可测部门”,而在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服务业的增加值占到GDP的77%。GDP指标的这一问题,无疑意味着GDP数值本身的意义是需打些折扣的。我国2009年服务业比重虽然只有43%,可能所需打的折扣少些,但是这同样告诉我们,不能把GDP数值看得太重。
我们理想的社会当然是一个能够对学生的学习过程、对经济活动的过程进行全面考察的社会。在那里,我们不仅仅只考察一种学习结果、一个经济活动的结果,而且考察整个学习过程、整个经济活动过程。因此,目标和“尺子”不一致的问题不会那么突出。
然而,一个理想社会,就教育而言,至少需要有公平、透明的制度环境;而就经济而言,可能还需要经济活动参与者的意见在政策目标制定过程中,能够得到足够反映。只有健全的制度具备后,才能够实现用多把“尺子”对多个环节,进行相对科学的综合考察,而这需要整个社会制度环境的改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