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务公开之中，公众不仅是被动的接受者，更是主动的参与者。河南公民赵正军，持续将信息不公开的政府部门告上法庭；记者吕建福号称“专拍哥”，3年曝光数千张特权车照。这些公民个体的努力，都推动着政务不断走向公正透明：赵正军的官司，胜诉率近60%；而在吕建福的影响下，河南取消了公安车牌号段“豫O”。

　　只有公众广泛参与，政务公开才有不断深入的动力。在公民的持续关注、广泛讨论之下，认识不断深入、共识不断达成，政务公开已经从“要不要公开”迈向“该怎样公开”。北京市级部门“三公经费”公开时间、格式、说明、口径的“四统一”，可说正是吸取了此前中央部门公开后公众广泛讨论的意见。这种“共同体式”的参与，才是推动行政透明度不断提高的大规模、可持续、建设性力量。

　　政务公开要进一步推进，需要更多“参与型公民”的成长。成都等地出现“听证专业户”，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报名参加听证会者太少。虽然这与听证会公信力的下降有关，但作为公开和参与的一种重要手段，如果能有更多公民积极推动，势必会推进听证制度的不断变革和完善。

　　面对公开，每个公民都有质疑的权利，但如果抱持抵触情绪，把“不相信”当做信仰，也难免流于偏激。质疑只是开始，提出建设性意见，推动制度完善、问题解决，公开才有更积极、更现实的意义。作为一种质朴的民主实践，沿着公开走上参与之路，才能开拓出更广阔的民主图景。

　　就政府而言，政务公开不应只是告知，而是与公众关系的调整，公开本身就应该包括互动、合作的内容。如果只盼望着“账本一晒，否极泰来”，如果只停留于“报上发发、网上骂骂”，面对质疑没有回应，面对批评没有改进，公开也就成了“权利泡沫”，不免会让公众失望，只留下一纸新闻、满肚怨气。

　　亨廷顿曾列过一个公式：政治制度化/政治参与度=社会稳定，如果政治制度化水平赶不上政治参与增长，容易滋生社会动荡。当前，政治参与范围扩大、热情提高，只有健全参与渠道、扩大参与平台，才能避免可能产生的混乱。十七大报告提出，要“从各个层次、各个领域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也正因此，政府必须摒弃那种“为公开而公开”的观念和做法，以制度化、规范化推进政务公开，引导公民有序政治参与。

　　如果说监督权力、优化行政是政务公开的直接意义，那么政治与社会的对接，可谓其典型的溢出效应。阳光预算让更多人关注起政府的“钱袋子”，权力清单让全社会都能监督职能部门执法行为……公开带来的参与、互动和共建，形成“共同体意识”，弥合“信任感裂痕”。只有这样，政务公开才真正具有了现代政治文明的意味，也才真正能够成为推动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一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