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些城市悄然出现收缩现象的同时，19个国家级城市群中的核心城市，正在形成新的增长极。今年有报告评出了成都、杭州、重庆、武汉等15座二线城市锐意晋级“新一线城市”。在“规避中等收入陷阱”、“刘易斯拐点”是否提前到来的争论中，考虑到中国人口的年龄结构不容乐观，这些新一线城市希望在未来的城市竞争中获得足够的人口红利空间。
 
　　国家中心城市和“新一线城市”之争

　　关于对中国城市一二三线的划分，《城市化》杂志记者向多位专家学者求证，得到的回答是源于民间，并非官方说法。学者马光远说：“把中国城市分成一线二线始于何时，采用什么标准，是谁提出来的，居然是个谜。”

　　而随着房地产市场的火爆，把城市划分成一、二、三、四……线，这种通俗划分法，逐渐深入人心，被很多人看作房地产投资的参照系。

　　早在15年前，记者曾经从一些4A广告公司处了解到：很多国际品牌的广告投放数量和额度，根据各城市的商业繁荣程度和消费水平来区别对待。比如北上广是一线城市，是跨国品牌的广告重点投放区；杭州、天津等次繁荣地区，被列为二线投放城市；而中部城市当时发展速度落后于沿海地区，于是跨国品牌投放广告时，一度把部分中部省会城市与拉萨等划入四线甚至五线地区。

　　世易时移，今非昔比。2013年，《第一财经周刊》发表调查报告，对中国城市进行重新分级：4个老牌一线城市北上广深，15个新一线城市（成都、杭州、武汉、天津、南京、重庆、西安、长沙、青岛、沈阳、大连、厦门、苏州、宁波、无锡），36个二线城市，75个三线城市，76个四线城市以及255个五线城市。

　　当时，这个分级的影响力远不及今天，包括被晋升“新一线”的各城市自己，注意力正聚焦在竞争“国家中心城市”上面。

　　2010年2月，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发布《全国城镇体系规划纲要(2010-2020年)》，明确了国家中心城市的定义与功能，以及首批国家中心城市分别是四大直辖市和广州。

　　由于国家中心城市地位特殊且极其重要，虽然众多城市竞相逐鹿这一桂冠，国家并未随意增删该名单。

　　2016年，国家中心城市迎来了一次“扩容”。这年5月，经国务院同意，发改委和住建部联合印发《成渝城市群发展规划》指导文件，成都被列为国家中心城市。同年12月，经国务院批复同意的《促进中部地区崛起“十三五”规划》中，武汉和郑州被列为国家中心城市。2018年2月，国家发改委官网发布了《关中平原城市群发展规划》，明确提出了“建设西安国家中心城市”。至此，国家中心城市达到了9座。

　　对于这9座国家中心城市的“引擎”、“增长极”功能，国家无疑寄予厚望。除了北上广深这四大公认的一线城市，其他国家中心城市对于自身能级的跃升，愿望更加强烈。

　　重塑经济新动能需要新一线城市

　　2017年8月，泰康保险集团董事长兼CEO陈东升在为武汉发展“站台”的演讲环节，分享了他对后工业时代中国崛起新动力的最新理解：“动力来源于城镇化、服务业、走出去。随着一线城市的挤出效应，我认为新一线城市的崛起成为必然，从北上广深到武（汉）杭（州）南（京）成（都）。”

　　陈东升以擅长创造新理论、新名词著称，他首倡的“92派企业家”观点已经赢得广泛认同。“92派”是指1992年，大批在政府机构、科研院所的知识分子受小平同志南巡讲话的影响，主动下海创业，成为反映中国改革进程的一个重要群体。

　　几乎同时，一些学者也在积极呼吁“一线城市”扩容。2017年9月，大成基金首席经济学家姚余栋和民生金融智库首席经济学家管清友联合发表文章，强调重塑经济新动能需要新一线城市。他们综合经济指标、金融指标、人口指标、创新指标、房价指标、国家战略、高铁节点等多个因素评析，认为有希望跨入第一层级的有天津、杭州、成都、武汉、南京、重庆、西安、苏州、合肥等9个城市。

　　根据姚余栋-管清友梯形城镇化理论，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一线城市人口占比明显偏低；重点打造一批新一线城市，走“梯形”（多个首位城市）城镇化道路，才能既提高城镇化人口容量上限，不仅有利于优化国内城市人口分布结构，还能为中国经济增长注入新动能，满足中国城镇化发展需求。

　　他们认为：功能齐全、设施完善的新一线城市，有助于疏解现有一线城市北上广深的城市压力；一线城市在教育、医疗等基本公共服务方面具有资源集聚的优势，第三产业占比较高，所创造的就业岗位较多；其三，明确新一线城市地位与建设方向，有利于吸引人才和资本的进入，打破现有一线城市的人才、资源垄断格局，通过辐射效应，以点带面，促进区域均衡发展。

　　“要发挥新一线城市在区域发展上重要的中心作用，拉动二、三、四线城市进一步发展，形成更为合理高效的发展格局。通过建设以新一线城市为基础的都市圈和城市群发展，将释放巨大的需求，有利于进一步刺激消费增长，调整经济结构”，管清友说。

　　打造新一线城市，人才是关键。学者们建议：在户籍、教育、医疗等方面做出制度安排，及时调整，解决人才进入的后顾之忧，吸引人才长期定居。

　　姚余栋、管清友选取有常住人口数和常住人口净增量为人口指标。存量人口规模决定了城市的总需求，人口集聚是一线城市的重要特征之一；净增量则反映了城市的吸引力。

　　从2016年常住人口看，我国有10个城市的常住人口数量超过1000万人。重庆常住人口最多，高达3048.43万人，成都和天津分别为1591.80万、1562.12万人，分别位列第4和第5，石家庄、武汉、苏州刚超过1000万。从增量人口看，2016年北京和上海人口调控较为严格，增加不多；广州和深圳相对开放，两地各新增50多万常住人口。成都最为宜居，常住人口增加了126万人。

　　“新一线城市”的观点，得到了相关城市政府和媒体的积极响应，并在最近一年间成为热点。与之伴生的是，武汉、杭州、西安、天津、长沙、郑州等渴望晋级“新一级”的城市纷纷开始“抢人行动”，为吸引人才，各施奇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