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日益增加的人口压力已经成为了施压特大城市的一把“利剑”。

　　值得注意的是，北京提出了要严守人口总量红线，积极推动“人随功能走、人随产业走”，不断降低中心城区人口密度。北京称，到2020年，北京全市常住人口控制在2300万人以内，城六区常住人口在2014年基础上下降15个百分点左右。
《关于北京市2016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上半年执行情况的报告》指出，尽管北京市2016年上半年常住人口增量、增速较上年同期均有所降低，但总量仍持续增加。从全国的省会城市和计划单列市的人口增长概况看，由于就业机会、医疗、教育等公共服务优质资源相对集中，深受流动人口青睐，因此，要想在短期内完成人口的调控目标，任务十分艰巨。因此，积分落户政策就成为这些城市的必然选择。

　　在国外，类似积分落户或者附着在户籍登记上的管理内容也不少，但基本上不限制迁徒自由。不过，即使在美国等一些国家的城市，也有居住资格的限制，这个居住限制和居住贡献有关。

　　金德钧认为，回顾我国的户籍制度的形成与发展历程，不论是在五、六十年代的三年困难时期，还是八十年代改革初期的农民进城打工，或是今天的全面取消农业户口，统一登记为居民户口。这都是党中央、国务院根据我国不同历史阶段所做出的政策决策，也是我国经济社会不断改革与完善是历史必然。

　　印度著名农经学家、印度“绿色革命”建构人斯瓦民纳森说：“中国人对农业就业和非农业就业之间的就业创造有一套综合的办法，这是我们国家所没有的。结果是印度到处充斥着都市贫民窟，无地的贫民飘移到孟买、加尔各答和马德拉斯，过着最穷困的日子。”

　　值得一提的还有，由中国国际城市化发展战略研究委员会在2007年启动的《中国城市化率调查报告》研究课题，将随着二元户籍体制的终结，而完成了中国城市化进程所赋予的历史使命。尽管在统计上将不再出现两种口径的城市化率，一种叫户籍人口城市化率，另一种叫常住人口城市化率，但由于二元户籍体制所造成的中国特有的半城市化现象仍将继续存在。例如2014年4月19日发布的《2012年中国城市化率调查报告》显示，2012年我国户籍城市化率为35.33%，与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常住人口城市化率52.57%，相差17.24个百分点，涉及人口达2.32亿人。

　　孙中山先生曾说：“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以取消农业户口的户籍制度改革，刚刚拉开中国城市化进入提质时代的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