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贝尔奖得主斯蒂格里茨有一句名言:“21世纪之初影响世界的有两件事:一个是美国的信息化,一个是中国的城市化”。他为什么说中国的城市化“影响”世界,而不是“造福”世界?
英国伟大的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也曾说过:“21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中国人的世纪是人类历史上怎样的世纪呢?未来30年,是中国城市化的加速阶段。中国将完成从农村中国向着城市中国的大搬家。中国城市化之路走对了,当是世界之福;中国城市化之路走错了,一定是世界之大祸。
中国人在路上
2011年的央视春晚,由观众选出的“我想上春晚”表演者“西单女孩”的一曲歌声唱出了亿万中国人的心声:“想家——想家——今年春节一定回家”。
据有关部门预测,2011年春运旅客发送量将达到28.5亿人次。
2011年春运期间,广东10万农民工开摩托车返乡,地方政府沿途设接待站,警车开道,那阵势不亚于一场摩托化部队的“闪电战”;北滘京在年27、28进入春运高峰,火车票被票贩子炒到六倍价格。九江长江大桥堵车20小时;而一辆在车祸中被撞得面目全非的客车,载着40名乘客硬是从江西开回重庆。警察惊为天人,但司机想得很简单:“家里人还等着一起过年,怎么办呀?”
每当春运来临的时候,聚集在东部沿海城市的打工者都踏上艰难的返乡之路,一票难求的背后反映的是我们城市化的不彻底,他们还不是城市市民,而是一群等待回家的农民。
2009年,中国总人口为13.35亿,按国家对于居住半年以上为常住人口的统计口径,其中城镇常住人口6.22亿,占总人口46.6%,这就是通常媒体或学界所说的“城市化率”。但是这6.22亿城镇常住人口并不都拥有城镇户籍,因而也就无权享受到包括住房保障在内的市民待遇。这些宏观上已被计入“城市化”,微观上还没有“市民化”的国民,约有1.82亿人,在沿海地区特别是珠三角的深圳、东莞,他们占总人口的比例超过了户籍人口,而在顺德,他们的数量与户籍人口相当。
尽管北滘在城市化上的探索道路上已经迈出了坚实的一步,但目前面临的问题还只是冰山一角。从世界各国城市化的一般规律看,加速城市化阶段不仅会带来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同时也会迎来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的集中期。城市化绝不仅是田园牧歌式的浪漫,也意味着高昂的社会代价。欧美在加速城市化阶段产生了《英国工业阶级状况》、《共产党宣言》,出现过巴黎公社起义和“五一”大罢工,可见这一阶段也伴随着社会的急剧调整和变革,各种深层次的社会问题将逐渐显现。
在某种意义上,欧美的城市化进程是一个将人逐步“原子化”并经过现代契约关系重新组合的过程。但在中国这样一个乡土观念、血亲观念、家族(庭)观念盛行并成为人们普遍内化精神和行为的国家,城市化的目标和手段到底该如何设定?从综合开发研究院城市所多年的经验积累看,无论是东部地区的山东德州、岚山,还是西部的重庆巫溪,他们的城市化探索虽然涉及到了产业、空间、生态等诸多关键问题,但其中更为核心和实质性的是“人”、是“社会”的重建、是城市化过程中“家园”的重建。北滘的城市化实践同样也在“以人为本”、“因人而变”,其基本脉络可以简单描述为:通过“新”产业聚集新人群,新人群产生新需求,新老人群共建新城市。
半城市化困境从工业城镇破解
三极困境——大城市的爆棚、乡村的凋弊、工业城镇的半城市化,其破解点难以指望大城市可以瘦身,也难以在脱离城市化的前提下建设新农村,因此,破解点必然要选在工业城镇,让这些工业城镇从单纯的工业区转变成为多功能综合性、有魅力的中小城市。
我们似乎可以做出这样的回答,“三极困境”的解决需要在大城市与农村之间建设更多、更好、更适合人们安居乐业的“田园城市”,增加加速城市化的缓冲区和过渡带,使得无论是大城市还是农村,人们都能够选择两者之外的“第三块磁铁”。从现实情况看,破局的希望可能在于工业化过程中形成的大量专业镇,特别是“两江一海”三大都市圈内的百强县和百强镇。它们一旦在产业上转型、在城市化质量上升级,同时保留乡村田园的生态环境,将很可能成为吸引人才、留住人才、近悦远来的乐土,犹如霍华德的田园城市,成为破解中国之惑的一把钥匙,圆中国人一个家园梦。
今天,在全国各地,一些昔日里单纯的工业城镇正在悄悄地发生着变化:在南海狮山,2007年起明确提出从工业园区到产业新城;在湖南长沙县,自从2008年底将一个往日的行洪区团结垸退田还湖,营造一个都市湖面——松雅湖开始,在这个拥有国家级经开区的星沙新城里,“产城融合”成为转变发展方式的抓手;深圳的宝安、龙岗两区,随着特区一体化,开始转向多功能宜居的城区;山东省的日照市岚山区,将面南的海岸从重化工业的重围中撕开一个口子,为人民群众留下了一段宝贵的生活岸线,从单纯的重化工业区向着宜居城市在突围。而北滘,以“智造北滘,魅力小城”实践着人本的理念,城市的理念,家园的理念。
为什么百强县百强镇吸引人才的能力都不足?众多百强县(镇)面临共同的尴尬,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整个中国在改革开放三十年后面临的发展困惑。尽管从宏观层面看,我们的城市化严重滞后于工业化,但在微观层面,城市病和工业病却在不同的局部同时出现,表现为另外一种形式的“断裂”。一方面,北京、上海等特大城市迅速摊大,并向四周蔓延,人口急剧膨胀,环境恶化、交通拥挤等“城市病”接连出现。而另一方面,广大中西部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外出务工,留下大量留守儿童和空巢老人,传统乡村呈现凋敝景象。而在大城市与乡村之间还有诸如长三角、珠三角地区的百强县、专业镇这样的“半城市化”地带。这些地方的产业结构与顺德、北滘近似,都表现为工业独大,服务业发展长期滞后并在低水平徘徊。部分本地人经济富裕,但精神文化生活相对缺乏。城镇规划建设的水准和品位还比较落后,无法与产业的发展以及人们的长远需求相互适应。更加深层的困惑还在于:一方面,经过三十年突飞猛进式的赶超,中国的经济总量和国际地位都明显增强,但也因此付出了巨大的环境资源代价,低碳时代的来临对目前中国粗放式的发展模式提出了巨大挑战。另一方面,城市化与工业化的双推进并没能实现城市功能的同步完善优化和人们物质、精神生活的统筹兼顾。诺贝尔经济学奖2001年得主约瑟夫·斯蒂格里兹曾说过,“21世纪之初影响世界的有两件事:一个是美国的信息化,一个是中国的城市化”。城市化将成为今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重大背景,也会成为经济社会发展围绕的重点和目标之一。城市化的本义是农村变为城市或者农民变成市民,其本质是农村人口转移到城市,在城市定居和工作。从世界各国城市化发展的一般规律看,城市化往往伴随原有社会群体的原子化过程,人们脱离乡村熟人社会的社会关系进入城市,成为原子化的独立个体,变换为一种“异质性”的生活方式,并在这种陌生人社会背景下建立起各种现代契约关系,形成现代城市文明。但就目前而言,中国城市化的进程似乎仅仅完成了“原子化”的过程,而接下来该如何将这些高度流动分散的原子有机地嵌入城市体系中,可能是今后中国城市化需要思考和回答的问题。应该说,顺德和北滘多年来有关“城乡一体化”、“城市化”的探索和实践是在尝试对上述问题作出回应,顺德本地的传统文化使他们将城市化看作一次建设自己家园的过程,无论是“城市化”还是“城乡一体化”都是一种希望人们生活更美好的方式和手段。
打破这“三极困境”的着力点在哪里?大城市放开户籍?建设新农村?还是努力让更多的工业县工业镇转变成为多功能综合性的小城市?显然,如果众多的北滘变成了魅力小城,那么,二三产业就会趋于协调,出口与内需就会趋于协调,经济发展就会更多地借力于知识创新。一句话,所谓科学发展,所谓转变发展方式,北滘探索的各种努力之中,最重要的一招棋,就是众多工业镇、工业园区的再城市化。
在改革开放第一个30年,顺德始终是一个产生工业经济奇迹的地方,也是一直引起各方关注的地方。顺德在市场经济发展中的诸多探索和突破为中国经济改革的顺利推进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眼下随着经济社会发展的深入,顺德也不可避免地先人一步遭遇了发展瓶颈,经济发达的高度工业化地带如何发挥自身的基础和优势向现代城市转型,这是时代再次赋予顺德的艰巨使命。眼下顺德北滘及其他镇街都在通过各自的方式寻求从传统工业重镇转向小城市的突围路径,这实际上是身先士卒,积极改变中国城市化的“三极困境”。它们是在探索一条有中国特色的城市化之路,希望能够在优秀的农业文明基础上,孕育先进的城市文明,走出和谐城市化之路。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在大城市的开发营造方面已经取得了空前的成功,北滘京、上海甚至可以堪比国际一流的现代都市,但与此同时,中国在二、三线城市的建设管理方面才刚刚起步,与国外围绕在大都市周边,规划合理、建设一流、和谐自然的中小城市、卫星城相比,更是相形见绌。正如国家在十二五期间对城镇化的重点规划中表现出的,其着力点更多地集中在城镇,随着铁路、高速公路等基础设施的完善,这将改变大都市与周边城镇的关系,为在大都市圈内营建更多的魅力小城创造了条件,这也是顺德样本之于中国下一步城市化的重要意义之一。其更深层的价值还在于:让大都市中的“蚁族”们找到“一个不需要多大地方”、让走出农村闯天下的“大哥”找到“一个不愿离开的家”、让工业城镇中打工的年轻人缩短“与城市的距离”。让闯荡和奔波中的民族,在未来的城乡安一个心灵的家。
产业选择与人口聚集
从城市发展的一般规律看,城市化的过程伴随着人口的聚集,其首先依赖于产业的发展。在改革开放三十年的乡村工业化过程中,北滘通过发展家电、家具等劳动密集型产业逐渐聚集了一些人口。如果以目前的产业结构和行业形态继续发展,尽管未来外来人口还有增加的可能性,但人口的素质和结构不会有明显的变化和调整。当地一位干部说,“无非就是美的再多招几万流水线工人”。显然在加快转变发展方式的大背景下,北滘的资源消耗型产业在本地的发展将受到土地、环境等一系列因素的影响而大大弱化其集聚人口的能力。另一方面,在城市化过程中人口素质也是至关重要的一个变量,它将对未来本地经济社会发展影响深远。在如何保持现有人口数量,更好地吸引外来高素质人群的问题上,有些地方热衷在本地兴建楼盘,利用本地比中心城市房屋价格低吸引外来人士前来居住,但这样造成的问题是,吸引过来的人群往往将此地作为“卧城”,对地方产业发展没有什么帮助。
所以,人口聚集还要通过发展产业来完成,但地方所选择的产业又不能完全另起炉灶,与本地原有产业没有任何关联。一位北滘干部总结道,“想留一些人在北滘,就得通过一些产业去留。产业有很多种,有生产型的产业,也有创新型产业。政府发展工业设计是因为我们的工业特别发达,工业设计有自己生长的土壤,而且现在工业设计在中国也确实已慢慢发展起来,未来的成长空间很大,这也是政府大力推动的原因之一。”可见,一方面,工业设计与北滘工业具有天然的联系,与原有产业是相互促进提升的关系,另一方面,工业设计的发展将引来一批工业设计师,这个群体的进入将对改变北滘人口结构产生重大影响。
设计师能否来小镇?
同天的从业者们已经在北滘安家了。每天早晨韩凤琴会在水边街头散步,晚上会在新城的广场上与北滘的老百姓一起跳舞娱乐。虽然北滘发展工业设计具有一定的基础和条件,但正如当初筹备工业设计园面临的问题,园区具体的运营和管理者需要从外面聘请。北滘本地的工业设计企业还比较弱小,设计师数量也很有限,那么本地以外的设计师能否心甘情愿到北滘来呢?如果没有一流设计师和设计团队的加入,依靠自身的实力和水平,本地工业设计依附传统制造业的现状和低水平循环可能难以打破。从工业设计等创意产业在世界范围内的一般实践看,世界上比较大的创新设计中心大多集中在中心大城市,比如欧洲的法兰克福、巴黎,亚洲的东京、首尔等。因为创意产业本身有一个特点,它需要信息高度互通,以及一个外围相对较好的城市环境作为支撑。而对于一个设计师来讲,他们需要有开阔的眼界,需要有沟通交流的环境,他们存在的最佳地域应该是大都市,尤其是国际性的大都市。这类设计企业和设计师存在发展的条件是能够获得足够高价值的订单,大型企业一般也倾向于到大城市做设计。比如在韩国,有一家企业,可能在釜山,也可能在仁川,但如果它要寻找设计来源的话,肯定会选择首尔。
也就是说,在国外更多的情况是城市滋养出“工业设计”,但从目前北滘的实践看,它更希望通过工业设计孕育出一座“小城”,这就要求工业设计产业在做大做强的过程中还要能够吸引更多的高端人口。北滘能做到吗?这可能是一个许多人关心的问题。从眼下的情形看,本地设计企业与制造业企业之间已经形成了相对默契的配合,同时工业设计园给本地设计企业提供了一个更加有力的博弈平台,大家对工业设计的重视大大增强了。与此同时,大量外来工业设计企业和设计师选择来到北滘,一方面因为其服务的对象和市场在这里,工业设计需要更贴近制造工厂、了解产品和生产流程;另一方面,大城市发展过程中显现出的交通拥挤、环境污染、房价高涨等诸多问题恰恰是“小地方”的优势,很多人看重的是北滘三、五年之后的发展,这可能才是对地方政府最大的考验。
假如北滘能够充分依托其现有区位、产业等优势,进一步完善交通、居住、生活环境,利用三、五年的时间使得工业设计城规划建设初见成效,城区梳理改造取得一定突破的话,那么,“魅力小城”的形态和氛围一旦形成,对于新人群的吸纳能力将大大增强,而目前还在大城市奋斗和打拼的年轻人到时候可能作出不一样的选择。毕竟对于设计师,或者是更广义的中、高层人士来说,一般刚就业的时候,可能会选择到大城市里面,随着年龄的增长和阅历的增加,到30—40岁以后,他们所寻求的可能不仅是一个能够学习工作的地方,而是一个能落脚生活甚至开拓自己一份事业的地方,届时北滘是不是能为他们提供这样一个环境呢?
北滘:“新产业聚集新人群”
北滘的转型探索之路也是摸着石头过河,而且这个过程还在进行中。北滘镇委书记徐国元也直言,选择工业设计也是一步一步才看清的。正如前文所言,其实早在几年前,北滘已经意识到了自身的软肋所在,并开始采取一定的策略,比如通过规划建设新区“恶补”城市化严重滞后工业化的毛病,但在实践中也遇到了一些问题和困惑。毕竟现实中工业化与城市化之间千丝万缕的关系远不像图表分析模型显示的那样简单,不考虑未来的产业走向及发展态势而孤立地推进城市化进程犹如西医的不讲病源只管“消炎”逻辑,最后的结果往往是城镇化过程与产业提升两张皮,无法全面实现相互促进、良性发展。
所以推动城市化应该考虑现有产业的未来走向,而不应仅仅想象“新兴”产业的静态影像。从这个意义上说,工业设计(包括范畴更广一些的设计行业)不应被简单看作是北滘的新兴产业,它与本地家电行业一直保持着亲密的互动关系。在经历“三菱事件”的尴尬后,美的就着手成立了自己的工业设计部门,只是那个时候的工业设计无论是外部市场需求还是内部从业人员规模都十分弱小,但这并不妨碍其在与家电行业互动过程中按照自身逻辑稳步发展壮大。工业设计根植于北滘传统家电行业的土壤,因此具有某种天然的适应性,且顺德工业设计园的出现使其破土而出,未来将可能枝繁叶茂并慢慢向北滘以外的地方延伸,因而具有极强的成长性。而这又恰恰为北滘的城镇化路径提供了一个更为明晰的方向和目标。
与此同时,工业设计的成长性将带来一个庞大的从业群体,这个群体的加入将对北滘原有人口结构、社会结构、需求结构等都产生深远的影响,这将对今后北滘城镇化的品质和水准起到极其关键性的导向作用。在美国著名城市社会学家沃斯看来,城市化(或称都市性)的特征不仅意味着人口在空间上的集聚,更重要的是不同群体在互动中表现出的异质性。与改革开放之初的“星期六工程师”有所不同,今后进入北滘的工业设计师将可能由过去的“客人”变为“主人”。
链接:“星期六工程师”
1985年,《羊城晚报》的记者刘婉玲在顺德龙江镇的河边守候了两天,等候过路的“星期六工程师”,利用一起渡江的时间对他们进行采访。这样来回了多次后,她写了一篇《从“星期六工程师”引出的》文章,报道了许多工程师周末下乡镇企业“走穴”的情况。从此,“星期六工程师”这一概念从广东走向全国,并引起激烈的争议。
顺德的产业起步于农村和农民,技术人才紧缺,怎么办?他们首先想到的是邻近的广州。广州是中国首屈一指的大城市,自然汇聚了大量科技人才。但当时的人事制度十分保守,科技人员都很看重广州这个大城市和自己体面的单位,一般都不愿意去农民经营的乡镇企业。
顺德的老板就想,那就用你的休息时间吧。于是每当周末(那时是星期六),顺德就派车到广州的大学、研究机构和国有大企业,把那些工程师接到厂里,解决当时的技术问题。潘宁用车把“万宝”的一名科长悄悄接来,帮助容声冰箱解决了很多问题。美的在上马电风扇的时候,就开始请“星期六工程师”。后来美的要实行全面质量管理,何享健也从当时的省经济管理干部学院请来“星期六工程师”帮忙。
广东省科委1987年做的一项调查显示,在广州的一些科研单位,约有8%—10%的科技人员在从事“星期六工程师”活动。